《海上猎艇》作者：[苏] 伊·切尔尼谢夫

目 录

第一章 在猎艇上

第二章 出航

第三章 从头学起

第四章 阿塞也夫中尉

第五章 最初的胜利

第六章 大胆的突围

第七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第八章 朋友们的战绩

第九章 被封锁的冬季

第十章 猎艇的修理

第十一章 战友们

第十二章 猎艇对飞机

第十三章 新的战斗

第十四章 二对十三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第十七章 进攻

第一章 在猎艇上

　　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时，我们几个年青的海军中尉还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营房里。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天，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激烈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可是我们却因为无事可做而在苦恼着。我们沿着古老的围墙闲荡着，愤怒地望着高高的围栅，它把这满是尘土的、静寂的庭院与同样满是尘土的、昏昏欲睡的街道隔开来。这木栅，在我们看来，是一条界线。越过了它，便是真正的战斗的实际生活。

　　“有消息没有？”我对那几位站在院子中间的同伴发问道。

　　“一点也没有！”

　　“真的，我们去干步兵补充排排长好不好？”

　　“你要把人搞得稀里糊涂吗？我们训练出来是为了在海上作战，在军舰上作战的。”

　　我们十分希望能到有先进技术装备的战舰上去，对于我们的这种遭遇，对于干部科那种回答，说在舰队各联队里没有指挥员的空额，心里是感到气愤的。

　　“非得争取不可，”有一个同伴这样说。

　　“怎么争取呢？”

　　我现在已记不得，当时那些一个接着一个说了出来而又被驳倒的、热烈的、异想天开的提议。经过长久而累人的争论之后，所得到的是一个最简单的决定。

　　“为什么不上随便哪一个联队里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所有的指挥员的位置全都有人了呢？”阿莫辛问道。

　　我们惊奇地张大了嘴，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吗？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又争论起来，最后决定上那一个以前我们在那边实习的时候表现得不错的部队去。

　　一刻钟之后，我们四个人一同走进了某一联队的参谋主任波里肖夫大尉的办公室。

　　“大尉同志，”阿莫辛第一个开口。“今年我们在学校里毕业了。实习过了……我们都是青年团员。我们爱海……”

　　“我们更希望到军舰上去作战，”加夫里柯夫插进来说。

　　停顿了一阵。

　　“说实话，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要我做什么？”波里肖夫用他疲乏的、发红的眼睛挨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地说。

　　我们热烈地开始解释我们的处境，互相抢着说话。参谋主任脸上的疑惑的神情逐渐变成愉快的笑容。他用文件夹大声地在桌上一拍，站了起来。　　

　　“这好极了！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打算请求干部科调派指挥员。请问你们的姓名？”

　　“中尉阿莫辛·米哈伊尔·达维托维奇。”

　　“中尉伊凡·波柯夫……”

　　“加夫里柯夫……中尉加夫里柯夫……弗拉奇米尔·加夫里洛维奇。”

　　波里肖夫把我们的姓名记在一页日历上，答应说我们很快就可以上军舰。

　　真的，过了一天，我们被召到参谋部去，上级宣布任命我们为海上猎艇的助理舰长。

　　我们在海岸基地上会见首长之后，便匆匆地赶上船去。可惜，我的那艘猎艇正在海上，我只得留下，和我的一个同伴在一起。我跟着加夫里柯夫一起走。他的猎艇正准备出去巡逻，于是我们立刻就开始忙着作出航前的准备。

　　加夫里柯夫的艇长是少尉马卡连柯。他带我们在艇上周游了一遍，匆匆地把船的构造、船上的武器和技术设备向我们说明了一下。

　　“我们的猎艇，”马卡连柯说，“所负的使命是保护基地附近的水面。我们必须进行巡逻和护送船只的工作。但基本的任务是搜索和消灭敌方的潜艇；所以叫做‘潜艇的猎者’。为了能够发现潜艇，在猎艇上装备着精制的水中听音器。”

　　马卡连柯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在学校里，我们已作过各种搜索潜艇和消灭潜艇的特别战术演习。战争发生前一年中，在战术课中，我甚至曾经被指派为猎艇搜索小队的队长，加夫里柯夫是甲方的司令员。上级给我的战斗命令上写着：在某时某分，在某纬度某经度上，‘空军’发现了‘乙方’的一艘潜艇，正在向我方某一基地驶来。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得了这样的‘重大任务’，心里并不满意。我正好是对于战术计划的这一部分知道的不够好。然而，我还得对那些猎艇艇长们发命令，计算搜索的时间，在地图上画出航路来，组织搜索和攻击。

　　我得承认，那时我是不老实的，我利用了一份‘有暗示性’的材料，把我的一些猎艇从基地派出去了。幸亏‘空军’和评判员所报导的潜艇活动材料是十分精确的，因此我才能修正‘我的猎艇’的航路……我们没有犯多少严重的‘错误’便到达了‘敌方’潜艇活动的区域，并且‘发现’了这艘潜艇。我在航图上划出几条新的方位线……“……某度航线上，准备投弹！……”接着进行攻击……和善的评判员承认‘乙方’的潜艇已被击沉。接着，走道上传来了下课的钟声。这一切都是简单明白，富有浪漫色彩。

　　我望望加夫里柯夫，他也在用微笑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说：“你记得那次演习吗？”

　　我点点头，不作声，心里想：“这一切，在真实生活中不知是什么样子？”

　　谈到各种罗盘和各种大炮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它们的构造、组合部分、零件和性能，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无线电市和别的一些岗位上，我和加夫里柯夫便觉得不在行了。无线电机的样子跟学校实验室里的不一样。闸刀柄和开关是个别的多，各种附有指针的表盘——安培表、伏特表，还有其他一些什么表——弄得我们眼花撩乱。马卡连柯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为难样子，带我们到下舱，到马达间去；在那里我们更加感得难受。在全部隔板、悬板上，在活动舱板上面和下面，甚至在舱顶上，交织着多得不可想象的各种口径的大小管子。这简直不象是马达间，而是鲸鱼肚子！虽然各种系统的管子全分别漆成了各种应有的颜色，可是我却分别不出。我拼命想也没有用！我只记得，活汽和废汽的管子，高压力和低压力的管子是什么颜色的，但这些管子这里完全没有。

　　马卡连柯解释完毕之后，我们向他道谢，以后便去找阿莫辛和波柯夫，向他们探询。

　　他们并不比我们好些。对于我们的问话，波柯夫摇摇手不作声，阿莫辛吹着口哨，像平时那样吊起了左眉。

　　我记得，我们四个人怎样坐在堤岸上，望着脚下在花岗岩堤岸上激起水花的海水，互相交换着自己的印象。

　　“这难道可以算是战艇吗？”阿莫辛疑惑地说。“这不过是首长的游艇；上什么地方接送什么人，或是飞快地传送什么命令。在这种船上，是打不了仗的。总而言之，我们坐进了一辆海上的破马车！”

　　我觉得这些话是一种侮辱，于是我为猎艇辩护起来：“不对，猎艇虽小，却是真正的战艇。艇上有一切作战的部门：领航、炮兵、水雷、通信、电气；甚至还有军需部门。还有一点，你忘记了。‘海上猎艇’的任务是和潜艇作战……德国人是一定会进行潜艇战的。”

　　也许我说的话不很令人佩服。加夫里柯夫马上就接上来说：“一切作战的部门都有吗？那也是简陋得很！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领航员，在航海仪器上便只有一具中国人在纪元以前发明的磁石罗盘！在学校里，我们整夜地研究陀螺仪、回声探测器、航程记录器……而这里，连测程仪，你知道，连测程仪都没有！其他战斗部门情形也不见得好些。比方说凡纽斯卡吧，他是一个天生的炮手，可是他有什么呢？有没有炮塔设备呢？或者有没有最新式的大炮呢？测距器在哪里呢？计算炮击的仪器有没有呢？全没有，老兄，我们学到的知识一点也用不上！全部炮击计算方法，总共只有一张小小的表格，那都可以装在口袋里……为了掌握这种‘技术设备’，我们需要学习四年吗？”

　　波柯夫不赞成地听着加夫里柯夫说话，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记起我们竭力想到海上作战的心情。而在战争中，一切舰艇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有能力的、有知识的指挥员所驾驶的每一艘猎艇，都将成为有威力的战斗单位。如期完成战斗任务，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也好，都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较大的战役的进展，从而获得胜利。

　　听了这一番冷静的话，真叫人觉得惭愧。可是波柯夫发挥他的思想，又继续说了下去。

　　“接送首长也是工作。比如说，登陆的指挥员最好是坐在这种小艇上进行侦察。由于接近敌人，这种航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再说，在海上保卫基地的是谁，首先发觉敌人，把情况报告上级的又是谁？保护来往运输舰和军舰的又是谁？坚持不懈，日日夜夜在可疑区域追索敌人的潜艇，发现了它们，就加以攻击的又是谁？全都是这种‘小猎艇’呀！”波柯夫指着背后那几艘停泊在码头旁边的猎艇说：“现在再来谈一谈加夫里柯夫所说的‘简陋’吧。不错，精密的航行仪器和炮兵仪器是没有的，但是这反而要求我们要具备更多的业务知识。这是说，我们将没有代我们‘思索’的‘机器助手’。这一切都得依靠我们的学识，我们的能力，依靠对于艇上工作人员所作的训练和组织工作。”

　　他亲切地微笑了一下，又说：“总而言之，朋友们，让我们别再抱怨了，让我们来研究那些马达，好好地去研究那架无线电水中听音器吧。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猎艇的构造，好使它们在战斗时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停止无益的埋怨，着手工作了。我们研究着艇上和联队参谋部里所有的文件，在各个舱房里钻来钻去，坚持向年长的指挥员、军士和水兵们请教。当然，怀着不应有的中尉的高傲感去向水兵请教是不自在的，但是环境逼着我们非这样做不可。有些实际问题，在训令中是得不到说明的，只有直接使用过那些仪器机件和装备的水兵，才能作出详尽的说明。

　　青春、对海洋的爱、希望能早日积极参与卫国战争的愿望，占了优势。我们花了好几夜时间研究了战术程式、各种教令、图表和航图，很快就积累了好些新知识。对各种机件作了一些战斗实习和练习，又使我们得到了实际的技巧……

　　七月六日我初次踏上了我的猎艇。值班中士贝莱伊把胳膊肘靠在指挥桥的栏杆上，站在那里。

　　“您找谁？”接着，他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

　　“我是派到你们艇上来担任助理艇长的。艇长呢？”

　　贝莱伊从容不迫地走下了指挥桥，对我说，艇长上参谋部去了，艇上最高人员只有上士别洛波克。贝莱伊说起话来慢吞吞的，略带一点乌克兰口音，他的眼睛就像在搜索我似的。

　　“您好，中尉同志，”从我身后传来了这样一阵语声。

　　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上士。

　　“这大概就是别洛波克了，”我这样想。

　　“您好，别洛波克同志！”

　　别洛波克的手很大，手指细长，我的手掌全部埋在他的手里了。这位上士的力气是惊人的：跟他握手之后，我好久不能动弹我的发白的手掌。他亲热地微笑着，好意地用他的灰色眼睛细细地瞧着我。

　　我挥了挥发麻的那只手，向船尾走去。

　　“好吧，请谈谈你们的工作……是怎样作战，怎样生活的？”

　　“不错，我们已经开始作战，干过一些事情了，”别洛波克用一种悦人的低沉的胸音说道：“六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在战斗的警报声中，出发到拉凡沙里去担任巡逻，刚刚才回来呢。我们艇上的人员大都是年青人，刚从学校里出来；只有我和贝莱伊两个人是老头子。孩子们全都很好，聪明懂事，只是技术方面还差一些。”

　　别洛波克的服装清洁，穿得整整齐齐，甚至带有一种服务多年、爱好这种行业的水兵的漂亮风度。他硬说道：

　　“前几天从一艘给潜艇弄沉的运输舰上救起了好些人；有一百多个呢。”

　　“你们把潜艇打沉了没有？”我关心地问。

　　“没有……”

　　“为什么呢？”

　　“就为了要救人！在那地方，没有旁的船。”

　　“放走了，可惜，”我说着，一面思索着，假如我处在艇长的地位上，该怎么办。

　　我得不出满意的答案，于是决定，这件事应该等到哪天有空在我们的“军事会议”上和同志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讨论一下。

　　于是我故意高声说：“那个值班员显然不知道值班时应该怎样处理他的服装，也不知道有职位较高的人经过的时候怎样。请您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否则，对于年青的士兵便是一个坏榜样。”

　　别洛波克回答了一个“是！”，在我背后对贝莱伊伸伸他的青筋嶙峋的大拳头，于是，这个值班员默默地开始整理他的袖带了。

　　轮机员住的第一间底舱，给人一个愉快的印象。船舷两侧的几个铺位收拾得很整齐，褥单像是新换上的，在小柜子中整齐地放着清洁的器皿。但是第二间底舱，收拾得不整齐，通风也不好。一个水兵坐在床铺上，在缝缀一条拉破了的裤子；另外一个俯卧在床上看书；第三个在上铺和衣睡着。我们进来的时候，水兵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好，同志们。你们这里的空气闷得很，最好是通通风。”

　　“开窗！”别洛波克命令道。

　　我望望那本书，那是本《战争与和平》。

　　“您姓什么？”我问看书的那一个水兵。

　　“斯米尔诺夫，舵手。”

　　斯米尔诺夫身材不高，但很壮健，长着一张宽阔、坦白、严肃的脸，这张脸上还未曾碰到过剃刀。

　　“您喜欢这本书吗？”

　　“这样的书不能不喜欢？可惜读得太晚了。该早些读才对。”

　　“您哪一年在哪个学校上学的？”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读完了七年制中学，以后在成人夜校里上过学。”

　　“是莫斯科人吗？那末我们是同乡了。”

　　斯米尔诺夫的脸上浮起了愉快的微笑。

　　我请他在空闲的时候上我那里去谈谈莫斯科和文学。

　　第二个艇员，就是那个正在缝纫的艇员，原来是艇头炮长马留丁。

　　“您的级位呢？”

　　“中士。”

　　“那末，请您说说看，您在这个舱里既然是舱长，怎么可以让水兵们和衣躺在床上。”

　　马留丁沉默了一下，回答说他并不是舱长，不过他也没有想到要表现主动的精神。

　　我走近那个正在睡觉的水兵，发现他的帆布工作服上满是油污，比最肮脏的火车头司机的罩衣还脏。他的脖子和两手比他的衣服也干净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没有缚好带子的大皮鞋的脚，搁在漆过的搁板上。

　　“这是谁？”

　　别洛波克瞧瞧睡着的那个人的脸。

　　“吉菲莫耶夫。”

　　“他的职务是什么？”

　　“炊事员。”

　　“什么？！”

　　“炊事员……”别洛波克不好意思地重说了一遍。

　　这使我也有点恼怒起来：“马上叫他起来，要他立刻把手脸都洗干净，然后叫他上您那里去。”

　　到轮机房去的时候，我们又经过贝莱伊旁边，他已经穿上清洁的、熨平的法兰绒制服了。当我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灵巧地把手举到制服帽的帽沿上，制服帽是放肆地歪戴着的。可是他的眼睛却是严峻地甚至怀有敌意地斜视着。

　　当我还没有走进第一马达间的时候，便听见了一段清晰的报告：

　　“中尉同志，第五战斗组的人员航行之后正在忙着检修机件。”马达间的小组长加夫里洛夫这样报告道。

　　加夫里洛夫许多地方都像他的上司别洛波克：宽肩膀、在工作服下面微微地蠕动着的肌肉球，他那专心的眼睛里射出严肃的眼光。

　　和他并排站着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张姑娘似的美丽的脸庞，和一头亚麻色的头发。

　　向加夫里洛夫问好之后，我把手伸给这个小伙子。

　　他在握手的时候自我介绍道：“叶尔马柯夫，电气技术员。”

　　于是他的眼睛里因为忍着笑而光亮起来。

　　“您一向是这样高兴的吗？”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无论在战斗环境里，无论在执行海上的勤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叶尔马柯夫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迅速地说着。　　

　　马达间与加夫里柯夫那艘猎艇的马达间没有什么差别。一眼看到的都是清洁的景象，没有水迹、煤烟或是污泥。地板是亮亮的。铜质的配件像金子一样发亮，镀镍的零件上反射着日光。舷板的内侧以及隔板的下面有半截精细地漆成青灰色，隔板的上半截和天花板漆成淡白色，好像是医院的外科手术室似的。加夫里洛夫和叶尔马柯夫穿着清洁的虽然已经褪了色的工作服。无疑地，这种清洁整齐的景象，全都是别洛波克的“过错”。

　　我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候艇上回来，这时我便要求别洛波克把艇上的人员名册和艇上其他的文件拿给我看。

　　原来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人的服务期限，都是一两年，只有不多几个，主要是各部门的组长，才在海军里服务了近三年的时间。所有的人全都和我的年龄相近，只差一两岁上下。毫无例外，全都经过七年到十年的教育。

　　别洛波克描写了各人的特点，巧妙地模仿着他们说话的态度，扼要地抓住了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些水兵活生生地在我面前出现，我相信，经过他这样说明之后，就是没有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认出许多人来。

　　不久，艇长回来了。我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艇长是一个中尉，中等身材，脸上相当呆板，对我也没有问什么。我以为，他会问我关于学校里的事情，因为他比我早二年毕业。但是，他对于学校显然并不关心。

　　我简短地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一下，可是他一直沉默着。当我谈到关于我对本艇的印象的时候，指出了各舱的状况中具有一种不可忍受的差别，还指出某几个水兵的不整洁的外表。但是，即使是这一些事，也没有使这位艇长激动起来。他用无力的、好像是漠不关心的声调说，助理艇长的位置已空缺好久了，接着他要我看看艇上的各种文件，着手做组织工作。

　　“你自己去和本小队长联络好了，”他叫我离开的时候，这样地吩咐我。

　　夜间，我坐下来研读文件，文件多得使我吃惊。值日簿、航行日记、作战日记、战斗准备日记、关于各种用具、弹药、燃料、油类的收入和消耗的记录簿，各种关于武器、机件、仪器的图样，它们的说明书，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武器的规则，各种教令，一切全都和大军舰一样。但是，在大军舰上文件是由几个职务不同的军官负责管理的，而这里全部堆在助理艇长的身上，我害怕我会在文件的海洋中淹死的。

　　到了清晨五点钟，我才爬上上铺，呼呼熟睡。

　　然而，习惯仍得到胜利，早晨七点钟，我已经醒来了。我想赶快起来，于是头马上碰在横木上，碰得很痛。我本能地举起一只手去抚摸头上那个包，可是胳膊肘又碰在窗甲上，碰得麻木了。我一面骂着，叫了一声啊呀，一面从铺沿上转身下来。可笑得很，我一下子就把舱室里的空间全占满了。要穿裤子的话，那便得打开门，把半个身子伸到过道上去；而轮机室的舱门、会议室的舱门，也都是向这个小过道开的。在这里还有通到上甲板去的舷梯呢。

　　我的住舱的面积比一个书架或一个衣橱大不了多少。门的左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是一个小小的书架；门的右方有一口小小的挂衣服的壁橱。沿着船舷是两张铺，我的是上铺，下铺是艇长的。睡在铺上，我的头顶住了这边一块隔板，脚便顶在对面一块隔板上。仰卧着时，假如要弯弯腿，那末膝盖便会顶在顶板上了。然而，我仍旧喜欢这个小舱。这间用上了漆的木板隔成的小舱，窗上挂着浅蓝色的绸窗帘，地板上钉着油布，上面还铺着花花绿绿的地毯，它就像是一口精致的首饰箱一样。　　

第二章 出航

　　七月十日，我第一次执行海上的任务。

　　猎艇编在一个护送队里，从咯琅施塔得驶向爱沙尼亚沿岸的一个小港去。航路离前线很远，战斗的遭遇是不会有的。这是一次相当简单的航行。我的任务主要是测定猎艇在海中所处的地位，注意航行的安全。

　　这一船队由几艘成单纵阵行进的运输舰所组成。扫雷舰走在前面，用扫雷器检查航路上有没有水雷。两艘‘海上猎艇’在两旁随行，保护运输舰不受德国的潜艇和飞机的狙击。我们的猎艇在右边航行。

　　空气相当清新，在青天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顶着白浪头的黑色的海浪。甲板抖动着，倾侧着，就像要逃开似的。猎艇慢慢地爬上陡急的浪峰，然后迅速地增加速度，大吼一声陷了下去。它的船头一忽儿高高翘起，一忽儿消失在沙沙作声的白色的浪沫中。透明的波浪不时从甲板上横穿过去。

　　我笨手笨脚地爬上了指挥桥，用手和腿抱住了罗盘架，想对着远远的海岸标志测定方位。罗盘的方位牌在定位仪的三稜镜下直转着，像是留声机唱片似的；在我的眼前，一行一行的数目字滚动过去。看到一个我觉得是最正确的数字之后，我便从指挥桥下去，走到甲板室里，以便在航图上确定位置。我每次上指挥桥回来，总看见甲板室里都是同样的情形：航图从桌子上垂挂下来了，压在航图上的镇纸、尺、量角器、圆规，都在到处乱滚，从这边板壁滚到那边板壁。我一边骂着，一边把我的东西放在原处，然后进行测定方位。可是，测得的地点没有一次是与实际的地点相符的。

　　“在这种简单的环境下，我难道都不能做好一个领航员的工作吗？那末以后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觉得非常绝望，最后竟把那些数字完全搅成一团，分不清了，我的额上满是冷汗。

　　由于强烈的汽油味道和我所不习惯的猎艇所特有的那中摇晃，我头晕起来，想要呕吐。我想去躺一躺，可是羞耻心和固执的脾气，促使我决定再到指挥桥上去。

　　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喊叫：“助理艇长，您干吗老是在测方位呀？”小队长索柯洛夫上尉好奇地望着我。“您测的次数，比这个运输队里所有的领航员测过的次数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正想回答些什么话。可是，索柯洛夫接下去说：“也许，您测了那么多的次数，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次才好？”

　　我鼓起勇气，老实地承认：我对哪一次测得全都不敢相信，因为罗盘方位牌在转动，方位示度不够准确，而航程又老是在改变，也没法根据速度和时间来计算航线。

　　承认自己的短处，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指挥桥上所有的人全都听见我的话。猎艇全体人员也会知道我丢脸的故事……

　　说完之后，我低头站着，等待着一场严厉的责斥。但是索柯洛夫只是简略地建议道：“那末您再测一次试试看吧。”

　　我又抱定了罗盘，为的是可以使它稳定一些；老在望着我的索柯洛夫便玩笑地说：“您在谈恋爱吗？谈恋爱的小伙子们才是这样抱住姑娘们的。”

　　我羞得满脸通红，叉开两腿，靠在方位仪上，竭力要保持平衡。在剧烈摆动的炮艇上，这样一个姿势是很难站稳的；然而，我的头不再摇晃了，我的手也能空出来工作了。我用手指握住方位仪，开始在方位仪的标线上寻找标记。不中用！现在我仍旧不能读出三稜镜里的示度来。数目字仍旧像是在万花筒里那样地滚动着。

　　“称平环是一件什么东西，它是作什么用的？”又听到小队长的声音。

　　到这时我才想到，我的手指压在罗盘的筒身上，不让罗盘方位盘保持水平地位。我把手指搁在筒身上，使放平环不能起作用。这样我的罗盘便和小艇一同在动荡了。我一面藏起羞红的脸色，一面又急急俯视着定位仪，这样就能随意地读出示度来了。

　　我刚在我的小桌上弄出一点头绪，在航图上画上了方位线，索柯洛夫就走进甲板室来了。

　　“现在怎样了？”

　　“现在搞对了。”

　　索柯洛夫微笑了一下：“马上就已经弄对了吗？”

　　“弄对了，上尉同志！”我阴沉而固执地说。

　　“假如这样，那我倒是很高兴的。”

　　他走近航图，拿起一支圆规玩弄着，好像是跟自己在理论似地说道：“怎样才能知道转到新航向的时间呢？”　

　　我正想回答，说这是困难的，因为艇长每隔一、二分钟都要改变一下机器运转的次数，而小艇的速度老在变化着。但索克洛夫已继续说了下去：“当然，猎艇艇长是不断在改变速度的。但是，船长却是以一个相当固定的、规定好的速度在航行的。其次，猎艇的速度虽然常在改变，但也可以求出一个很接近护航舰队真正的航行速度的平均数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可以计算出来。”

　　“见鬼！我又在闹笑话了！这个道理是海军学校里每一个学院都知道的……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呢？假如在班上多想一想那多好……”我这样想着。

　　索柯洛夫沉思着，用圆规在航图上轻轻地敲着；后来故意提高声音问道：“您的本名和父名是什么？”①

　　“伊戈尔·彼得洛维奇……”

　　“那末，伊戈尔·彼得洛维奇，您的测算是正确的，测定的位置也不错，我认为，在一定条件之下，您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领航员。”

　　【注：①上级对下级用本名和父名称呼，是一种优遇的表示。——译注。】

　　我了解这种嘉奖中的用意，我觉得，他的称许似乎太早了一点，然而，索柯洛夫的话毕竟使我恢复了勇气和信心。

　　索柯洛夫另外又对我作了一点指示。他要我计算发现下一座灯塔的时间，要我尽量多待在指挥桥上，因为指挥桥上的汽油味比较少，我更可以研究海岸的形状，同时还可以见习管理舰艇的方法。

　　这一次谈话以后，我在指挥桥上待了大约有半小时，没有看见机械传话器里有什么新的变动。猎艇以固定的转速在行进，不落后也不超过运输队。显然，在这里也少不了有这位小队长在一旁帮助。

　　船队到达停泊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接着便抛锚停泊。我们驶靠在一艘扫雷舰的舷侧，从舰上接载船队的指挥员，送他到码头上去。我因为没有到过这个港湾，为了不至于闹错误，我在途上阅读了“航行指南”中的记载，并且在大航图上了解了停泊场的情况。

　　我知道，这码头只可以从右方驶靠，在码头的左方有许多刚刚给水掩覆着的巨大的暗礁。

　　然而，猎艇艇长显然打算指挥猎艇从左方驶靠码头，这样我便慌乱起来：我不能决定究竟要不要告诉他左边不能停泊，因为我怕说错话儿；但不说出来，那又是很可怕，因为猎艇马上会撞成粉碎！

　　猎艇教令上规定，领航员必须把任何可疑之处马上报告指挥员。责任感战胜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碰了碰艇长的手臂说：“中尉同志……不能从左边靠岸……有礁……”

　　艇长从容不迫地把头转向我说：“这是谁告诉您的？……”

　　幸亏索柯夫洛夫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他立刻断然地将传话器的把手扳在“全速倒车”上，因为离码头一共只有几公尺了。猎艇颤抖着，开始后退。离开危险地带约六十公尺的时候，小队长吩咐放慢马力，气愤地向我那位不高兴的指挥员说：“在这种情形之下，首先应该采取安全措施，然后再问报道的来源，以及报道的可靠性。船只是很贵重的东西，没有必要是不能用来冒险的。现在您可以问了，助理艇长是从哪里知道不能由左边靠岸的。”

　　“航行指南”没有骗我。我们向水里细细一看之后，马上看到了被水草掩盖着的发亮的礁面。礁面一会儿隐没在奔腾的水浪之下，一会儿又现露出来，被月亮照得亮晶晶的。

　　索柯夫洛夫低声哼着。

　　“哼，哼！”这以后是一阵长时间的、相当不舒服的沉默。

　　我因为被船身的摆动和汽油的味道弄得头晕，很想休息一会；我从码头走到岸上去。我东摇西摆地走着，好像我的脚下仍是摇摆着的甲板。已经习惯于在摇摆和震动之上保持平衡的两腿，“由于惰性作用”在陆地上还在继续企图保持平衡。旁人看来，我确有点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听见后面走来的索柯夫洛夫的坚定的脚步声，我觉得很不自在。

　　“怎么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您打算瞧一瞧当地的花草鸟兽吗？”

　　我们一起慢慢地走着。夜间的空气中充满松香和海草的气味。残缺的但是明亮的月亮向大地注下了淡淡的光影，在水上则铺上了一条水银似的光带。

　　到现在，我还感谢索柯夫洛夫那天夜里对我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关于在行军和战争中的荣誉感和同志爱的真挚的意见。

　　我们散步完毕时，索柯夫洛夫再度提到我在这次航行中所受到的考验，向我建议道：“您可以预先对归途作一个航程测算。那末工作起来就可以容易得多了。您要不慌不忙地作，要作得准确些……”

　　在跳板面前，他留住了我说：“关于精确性，我要给您讲一段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领航员，在他的专业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手；但是他就吃亏在自信太高上面。他认为，他的测算是绝对精确的。但是有一次，他同船的一个见习领航员，却在他的测算上发现了一个可以造成严重事故的大错误。从此之后，我那位朋友就只有在作过几次不同方法的测算之后才肯把测定的船舶所处位置认为是差不多可靠的……好吧，我们休息吧，不然便扯不完了。”

　　他向我道了晚安，便走进舱口里去了。

　　我了解索柯夫洛夫是在委婉地讽示我，因为我在航行时自信地说我测定的位置是正确的。而我的测定却是用相当不完善的方法，并且是在摇晃中作出的，我决定以后多注意这一点；接着便去视察在码头上的系泊索，指示值班员关于明早起身的信号，然后才走到全体水兵们住的底舱里去。

　　在底舱里，由于舱口开着，空气是相当新鲜的。水兵们都十分疲倦地熟睡噢。有几个摊手摊脚地躺在床铺上，打着响亮的鼾声；有的象拳头似地缩成一团，把手掌垫在颊下熟睡着。入伍才第一年的年青信号员尼可拉·斯列波夫两手交叉在胸前，睡在舱角的一个上铺上。

　　在航行中，我已在某一个机会中发觉斯列波夫是一个优秀的、灵敏的专门人才。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似乎还有良好的海员的习惯。他那刚理过发的头枕在干净的枕头上。斯列波夫和衣睡着，但靴子是脱掉了的，他还用了一块布铺在床上，以免把被褥弄脏。

　　睡在他下铺的是斯列波夫的好朋友，我的同乡，舵手斯米尔诺夫，他微微地张开了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在这位爱读书的人的枕头下露出了一本包得整整齐齐的书。

　　我望了望柜子，发现里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地放着的脏食具。我的关于整洁的指示，尚未实行到应有的程度，于是我决定在队伍集合时警告底舱班长和值日的伙食员，说我不能容忍这种无秩序的状态。

　　我躺在我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刑床’上时，想着大家要是都像斯米尔诺夫和斯列波夫那样，用罩单罩在褥单上那多好。水兵长那里还有不少结实的绿布。此外，还应禁止在海上航行时脱衣睡觉，在基地停泊时和衣而睡；因为，在航行时，大家应该每一分钟都准备起床，在基地上便应该充分利用休息机会……

　　两天之后，我们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惊险的事件而回到了喀琅施塔得。加夫里柯夫的猎艇也巡逻完毕回来了。停泊在附近的码头上。我跑到他那里去，在会议室里发现我的朋友们已经都在那里了。他们正在讨论，空袭的时候，由于马达的响声和机枪的扫射声而听不清楚艇长的话时，助理艇长需要注意航行情况时，怎样才能较好地指挥射击火力。

　　我们互相抢着发言，谈论着炮火的射速，飞机的装甲，炮弹的穿透力。

　　安排这一场谈话的加夫里柯夫带着狡猾的笑容听着我们，好像他藏着什么比我们的话更确实可信的东西似的。

　　他看见我们的讨论开始离开本题，便建议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走到甲板上之后，加夫里柯夫带我们走到艇尾炮座旁边，一声不作地揭开了炮衣，郑重地让我们瞧几个画在炮座正中央的小小的表格。每一个表格上不过有十行到十二行的数目字。

　　“瞧！”他有点得意地说。“所有的设计动作全在这儿了！这是对在作水平飞行的飞机用的；这是对作俯冲飞行的飞机用的。”

　　波柯夫怀疑地摇头说：“这未免太简单了吧：这是一个需要整整一本书来说明的问题，怎么可以只用这么几列的数目字呢？”

　　加夫里柯夫向值班员叫道：“莱巴克同志，请把艇尾炮炮手们叫来。”

　　“是，把艇尾炮炮手们叫来。”

　　炮手们各就自己的位置。离猎艇不远有一只海鸥在慢慢地飞翔着。它时而急速下降，从水里捕起一条正在出神的小鱼。

　　加夫里柯夫发出了口令。炮门叮当地响了一下，瞄准手凑向瞄准器，瞄准海鸥。炮长又发出了一个口令，于是第一颗炮弹假设地射了出去。

　　“弹道偏左了！”加夫里柯夫迅速地叫道。

　　炮长又发出了一个口令，又是一颗炮弹假设地向目标射去。加夫里柯夫一次又一次地，说出弹道的行经路线，炮长接着就迅速地、几乎不假思索地对瞄准器作着修正。突然，海鸥“俯冲”到水里去了。但炮长并没有惊慌失措，他随即发出了一个适当的口令……

　　演习完毕之后，我们又再回到会议室，大家不作声地把茶匙放在茶杯里搅了好几分钟，想着加夫里柯夫的决定。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的确很好；但是，在战斗情况下，当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炮弹射击敌机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加夫里柯夫猜到了我们的疑问，解释道：“这些表格是我在猎艇出海巡逻的时候想出来的，算出来的。几位炮长，那几位优秀而有头脑的人，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是他们建议，把这些表格画在炮身上的。后来我去请教舰队的炮兵主任，他检查了我的测算，答应将我的表格和射击方法推广到所有的猎艇上去。此外，他说，还得作出几个对海面目标射击的同样表格。我究竟是一个领航员，所以我建议把这件事交给你凡纽斯卡去做。你先想一想，明天上炮兵主任那里去……他在十点钟以前等着你。”

　　波柯夫的眼睛亮了起来：“多谢！我已经想出一点东西来了。”

　　通讯员给我们的茶杯添了好几回茶，但我们仍不想离开。我们交换自己关于与强大而有充分准备的敌人作战的总进程的想法，也讨论着关于怎样改进我们的猎艇的工作组织的办法。后来，我们用火柴代表猎艇，用面包皮代表敌人的潜艇，演习攻击；我们还作了编写无线电密码和翻译密码的练习。当通讯员疲惫地报告，说再过十分钟便要吹起身号的时候，我们正在互相靠问芬兰湾航行指南上的内容。波柯夫还不相信，他掏出表来看，表上正指着七点差十分。我们大家笑着。各人跑回自己的猎艇去。

第三章 从头学起

　　我们这一队猎艇只有一部分在担任巡航和护送过往舰只的任务。分队长波恰诺夫上尉带着另外一部分猎艇在芬兰湾岩岛区作了几次攻击战。在这几次战斗中，有我们三位同班同学——谢尔盖·都莫林、法兰丁·邦采尔尼、尼可拉·卡普路诺夫中尉参加，这几位年青的艇长都因自己的战绩而受到了表扬。

　　这是很艰苦的航行，它要求每一个战斗岗位上都要进行极紧张的工作。水兵和指挥员都必须小心谛听每一点声音，观察雾里的情况。

　　假如信号员发觉了一个陌生的黑影，他必须悄悄地报告艇长。舵轮必须一刻不停地改变方向，那末才可以使以后的动向不让敌方的巡逻舰知道。水兵们站在布烟器旁边，随时准备执行“放烟幕”的口令。炮手们是不离开炮位一步的。

　　这几次英勇的战斗很快就得到了重大的成功。

　　当卡普路诺夫的猎艇回来时，我们全都泊在基地上。我们把尼可拉请到波柯夫的“海上猎艇”的会议室，要他详细地把战斗情形讲给我们听。卡普路诺夫首先将岩岛区的航行特点说了一下。由于航行路线时时改变，航路测算几乎是不可能进行的；大体上只可以根据灯塔之间的引伸直线和可识别的目标来判定方向。这样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在我们所具的知识中有着大片的空白，有许多学过的东西也已从我们头脑里溜走了。后来，等卡普路诺夫离开之后，我们马上决定进行自学。加夫里柯夫是一个“领航员”，所以我们特别指定他准备作关于在岩岛区航行的专题报告。

　　发生了许多问题：装载在猎艇上的深水炸弹对于猎艇的航行有些什么影响？当不能开亮手电筒的时候，怎样在黑暗中准备施放深水炸弹？投放炸弹的工作应怎样组织？当原先装载在木质的猎艇上的大量的钢铁，经过若干时候都倾泻到了敌人身上的时候，领航员应该怎样使用磁力罗盘？在这种情况下，磁力罗盘的精确性有多大？

　　我从手提包里还拿出了一本“罗盘偏差纲要”，从搁架上把我们的教师赫留斯丁的“磁力罗盘的偏差”也搬到桌子上来了。我打开“纲要”，寻找解答。

　　“……所谓罗盘偏差，即是磁子午线与因船上铁料的影响而偏离子午线的罗盘指针轴之间的角度。……”这并不是答案。

　　“……在船上，除了地心磁力之外，还有船上铁料的力量会对罗盘指针发生影响，而使磁针偏离磁子午线……”这也并不新奇。

　　啊哈，这里好像要找到了：“在船上消除罗盘偏差的方法。”

　　我把这一节从头到尾细心读完之后，仍旧找不到我的那几个问题的答案。在停泊港里和在基地上应该怎样消除和计算罗盘偏差，这里有详细的叙述，可是不适合我的要求。我要知道的是怎样在海上工作。

　　我正在苦苦地思索这几个问题时，舱门轻轻地打开了。进来的是索克夫洛夫。他好奇地望望桌上，微笑着说：“我周历了四艘猎艇，四艘猎艇的助理艇长都像田鼠似地钻在书本里和文件里，”他这样说，“波柯夫在计算几个新颖的炮击表格。加夫里柯夫在研究罗盘偏差。您在这里搞些什么？”

　　“尼可拉·巴夫洛维奇，我也在想罗盘偏差；我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

　　“好吧，提出来，咱们一起来解决。”接着，索柯夫洛夫就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对于所有不很明白的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个充分完整的概念。

　　“那末我们现在去听听音乐会吧，”他说着便走上甲板去，那里正散步着吉他的声音和别洛波克的男中音。

　　我们这位上士坐在深水炸弹投射架上，唱着一支我没有听到过的歌。这支歌是动人的，显然与水兵们的心情相投。他们静静地坐着，深思地注视着海洋。

　　曲调和歌词原来都是别洛波克自己编的。

　　我和小队长用手肘靠在炮身上静听着；后来这位上士突然奏起了一支热烈的舞曲。叶尔马柯夫跳到甲板中央，接着，“切巧特卡”舞的轰然的踏脚声，便在港湾沉静的夜色中传播开去。

　　附近猎艇的水手们都拥到猎艇的舷旁来看跳舞。其中有几位已忍耐不住，翻过人索，爬到我们的甲板上。邻近有两个水兵走来坐在别洛波克身旁参加伴奏，一个带着瓢琴，一个带着手风琴。

　　上士们和水兵们踏着脚，拍着掌，愉快地给跳舞的人助兴。出乎意料，在我耳旁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这是索柯夫洛夫，他用两只手指插在嘴里，用孩子气的口哨声压倒了一切的声音。接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擦手帕，做着撒娇卖乖的鬼脸，绕着叶尔马柯夫跳了起来。

　　我觉得这种放任的作乐有点亵渎不敬。大批的敌军不是已经迫近我们的海军主要基地、迫近爱沙尼亚的首都了吗！不远的一些地方正在流着鲜血……

　　显然，在我的脸上很明显地露出了谴责的表情，因为跳得气喘吁吁地回到原来位置上来的索克夫洛夫这样问我：“怎么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您大概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乐趣和朝气吧？”

　　“现在这不是有点不恰当吗？”

　　索克夫洛夫擦着额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斜视着我。

　　“我们难道应该老是装着愁眉苦脸吗？”他问。“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相信我们的境况是会改变的。我们一定会将法西斯匪徒打败，将他们驱逐出去的。那末，我们为什么要不快活，为什么要不去享受生命的乐趣呢？”

　　索柯夫洛夫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的脸上泛着红晕。这使人觉得，他是深信他自己的话的。这样，我当然只好像往常一样，承认他是对的了。

　　第二天我从同学们那里知道，索柯夫洛夫不止帮助我一个人了解我们应该知道的一切。

　　我们聚在一起进行学习，加夫里柯夫开始作他的关于在岩岛地区航行规则的报告。他总结了各方面的材料——正式的“航行指南”，舰队领航主任的文件，那些已经到过芬兰岩岛地区的人们的报导，以及他自己的学习笔记。突然，小队长带着各艇艇长来到了我们集会的舱室里。索克夫洛夫请我们继续进行学习。

　　我知道，我的报告会受到严格的批评，但我并不慌乱，因为昨天我已请教过索柯夫洛夫。我提到水雷的战略上的和技术上的规格，以及水雷的使用规则之后，主要地便详述组织猎艇工作上的各种变化，特别详述了水雷的准备和敷设工作。

　　索柯夫洛夫仔细地听完了我们的发言，这一次他对于一般正确的论述不能感到满足。他建议我们马上进行计算在芬兰湾各个地区的敷雷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艇长俯身在航图上，开始独立地计算课题。索柯夫洛夫指出了个别的、微小的错误，同时表示他对我们在战略思想上所表现的一致性，感到满意。

　　“现在，”他瞧了瞧表说，“我请你们大家各自回到艇上去。让我们来进行一下抵御空袭和攻击潜艇的演习。准备在十二点之前出发。”

　　“上哪儿？”我们一齐提出了这个问题，心里暗暗地希望能听到说要进行敷雷，或是去攻击敌方海面的回答。

　　“就在这里。”索柯夫洛夫这句话把我们的热情给浇冷了。

第四章 阿塞也夫中尉

　　在出航以前，新任的艇长尤里·阿塞也夫到了艇上。

　　他比我高一个头，瘦个子，蓝眼珠，淡黄头发，睫毛微微小垂；他尖锐地、坦白地，用雄鸡样的嘹亮的嗓子说出他的意见。在谈话时，他粗声粗气，而且说得很尖锐。在战事发生以前，阿塞也夫曾在我们这艘艇上待过，当过见习助理艇长。水兵们说到他的时候，一致地认为他很严厉，而且对人要求很高。

　　从喀琅施塔得护航到塔林，一路上阿塞也夫一次也没有离开指挥桥走到下面住舱里去过。他一直仔细地监视着舵手、信号员和其他水兵们的工作。他常常走到甲板舱里，记下猎艇的位置，核对我的测算。我们测定的点子几乎完全相符，这使我觉得相当得意，因为我们这位新艇长在工作方法上、在知识上，都比我有经验得多。他在航行日记上所作的记录，是简洁而精确的，我十分喜欢读。

　　船只太平无事地航行着，天气晴朗，平静无风。平静的海面在水平线上与平静明亮的天空溶成一色。芬兰湾的温暖的海水沿着船舷缓慢地、懒洋洋地向后退去。我们是用“龟步”走着，以每小时六里的速度前进着。

　　炎热和单调低沉的马达声使人昏昏欲睡。我和无线电员搞了一小时半工作，学会了使用发报机，后来，我也走到甲板上。艇头右方，被暑气放大了的哥格兰岛，慢慢地在增大着。

　　这个满布小松树刚硬的松针的岩岛，曾见过古代诺夫哥罗德的单樯船、彼得大帝的战舰、以及俄罗斯商人满载木料、皮毛的帆船。一七八八年，在这个岛的岸旁，俄罗斯战舰曾经击毁过瑞典的舰队。哥格兰岛上的松林曾向俄罗斯环球航海家里相斯基·拉扎列夫、哥洛夫宁的三樯战舰和海防舰作过告别的敬礼。一九０一年一月，在岛上曾设置过波波夫的世界上第一座无线电台。仗着这座电台的帮助，舰队司令部与拯救装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出礁的救险舰队之间保持了通信联络。依靠这座电台，“耶尔马克”号破冰船才能救出一群为冰块带走的渔人的生命。

　　一九一八年二月到四月之间，岛上的险峻的岩崖曾充当过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英勇海军人员们的防线，这些海军人员避过德国人，驾着自己的战舰从赫尔森法斯驶到喀琅施塔得。

　　一九三九年，我们祖国的新式战舰又到了哥格兰岛，在它上面插上了苏维埃的红旗。

　　我走进甲板舱，在那里遇到值完班的水兵斯米尔诺夫和斯列波夫。斯米尔诺夫把我们马上便要驶到的地区详细地解释给斯列波夫听。在航图上找出各个海角，说出这些海角的名称，还描画了它们的轮廓。

　　我愈和他们两位接近，我便愈赞赏他们的年青的热情、求知欲以及对于舰艇的热爱。他们在航行值班时，秘密地对精确无误地执行任务进行竞赛。他们的友爱和同时值班，帮助他们每人学会了第二种专业：斯米尔诺夫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信号员，而斯列波夫可以替他的朋友当舵手。在他们值班的时候，我可以确信，猎艇不会因为舵手的过失而走出预定航路，也不会因为信号员的过失而看漏或者看错了任何信号。外加斯列波夫的眼力极好，斯米尔诺夫的听力也是绝对完好的。他们在休息时间中的孩子般的无忧无虑和欢愉，是与他们在值勤时清醒的思考和责任感结合着的。

　　斯米尔诺夫问我，在航路测算中怎样计算水流的速度。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并且让他们解决一个在航路测算中计算水流速度的课题。

　　他们两个人有条有理地算了出来，在斯列波夫的运算中，甚至显示出纯粹是领航员的精确性。以后，这两个好朋友感到很满意地又去值班了。

　　哥格兰岛落在舵尾的后方。船队虽然走得慢，但已在航路的前方出现了伐因德洛岛。我正在向着一座灯塔对方位，斯米尔诺夫报告说，他听到有飞机的声音。艇长宣布发出战斗警报。轮机员们走进舱口，把舱盖盖好。水兵们带好钢盔在大炮和机枪旁准备着，注视着天空。在旗索上，软洋洋地飘起了“敌机”的信号旗，警告全航队。马上，大家都听见了“容克八十八型”机马达所特有的轧轧声，但第一个发现他们的当然是斯列波夫。敌机在我们上空高高地飞着。

　　“对准正上方的敌机……射击！”口令发出了。

　　第一阵射击震得耳朵发疼，甲板在脚下剧烈震动起来。在蓝空中微微地闪现着的弹道好像勉强在移动着似的。我们真想推它一下，撞它一下，使它移动得快一些。

　　“唉，表尺定得近了点。”

　　我向马留丁的艇头炮奔去。这时候，这门炮一连射了三发；于是我站住了，注视着弹道的移动。

　　“好样的，干得好！”

　　三个明灭的点子此刻已在领队的敌机面前飞过了。

　　旁的护航艇也都开了火。那批飞机发现自己正处在弹花之间，便想垂直地向运输舰冲了下来；但在下面有的是机枪的火力。这对飞机匆忙地投了炸弹，全部调转方向，向芬兰方面飞去了。炸弹落在运输队航路左边很远的地方，激起了一些巨大的白色水柱。

　　在航行日记簿上刚记下“容克八十八型”敌机的来袭，又听见斯列波夫的声音说：“浮雷……艇头正前方！”

　　我从甲板舱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墨绿色的有角的圆东西，在水面上漂浮着。

　　索克夫洛夫对艇头炮手们发出命令，向浮雷射击，于是猎艇停止了航进。左方，运输队在继续行进，右边，在一百公尺左右的距离内，浮雷的圆形的侧面在发着亮光。

　　马留丁站上瞄准台，将炮筒这边那边地移了好久。我正要问，他慢慢地在等什么，炮弹已发出去了。艇身则由于剧烈的爆炸而震动了一阵，在浮雷的位置上长出了一根水柱，就像是一条高大的白杨。

　　我们正在称赞这一下独一无二的射击，斯列波夫又叫起来：“六架‘容克八十八型’……与右舷成六十度向我们飞来！”

　　紧接在这个信号之后，艇头炮已发炮了，这是马留丁在对飞机射击。

　　斯米尔诺夫作了一个评论：“动作是第一流的，结果却是第三流的。六架‘容克八十八型’仍还是六架。”

　　像前一次空袭一样，飞机还没有飞到目标已先丢下了炸弹。船队中没有损失一艘船，但敌方也没有损失一架飞机。

　　马留丁因为没有射中而伤心起来，在语声中带着绝望的神情对阿塞也夫说，“容克八十八型”机是没法打下来的。

　　“您问问射击班里任何一个人好了，大家全都看见，炮弹正打在飞机头前，并且还爆炸了，可是飞机只微微摇晃了一下……说实话！得用穿甲弹来打才行……”

　　第二天，舰队到达了塔林。在塔林，全艇人员在前甲板集合，索柯夫洛夫宣布，原有艇长已由司令部的命令转调新职，任命阿塞也夫充当新艇长。

　　全体人员的注意全集中在新艇长的身上。好像旧艇长已不在眼前似的。我知道，这是旧艇长自己的不好。就拿我来说吧，他对我虽则没有什么不好，但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我在这短短的、紧张的服役期间所得的一些长进，全都得归功于索柯夫洛夫和全体人员。

　　阿塞也夫开始询问大家的意见。

　　“我有两个半月没有领到裤子，快没有穿的了。”

　　“叶尔马柯夫同志，您的裤子到哪里去了？”

　　“不小心给蓄电池的硫酸烧破的，艇长同志，他们把我的新裤子费已经扣去了，可是新裤子却不发给我，说是仓库里没有。”

　　“队伍解散之后上我那里去。”

　　“是，上您那里去。”

　　“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肥皂，不能洗东西。”

　　“怎样会没有肥皂？”

　　“水兵长那里有的是，可是他不发。”

　　“好吧，加夫里洛夫同志，过三十分钟请您和水兵长一同来找我。”

　　“还有什么要求吗？”

　　一阵静默。

　　“以后假如想到，随时来找我，我们一起来研究。现在我要向你们提一点要求。”

　　水兵们脸上现出了惊异的神色。

　　阿塞也夫却坚定地、明白地开始数述艇上服务中的种种缺点。他指出，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闲话和争辩；对上级说话，以及在值勤中互相说话，也都不合规则；贝莱伊担任班长的那个底舱是不清洁的，不整齐的。

　　阿塞也夫认为，在基地上不编制工作分配表，也不送请艇长批准，乃是一种重大的怠忽职务的现象。最后，他强调指出，锚泊班的工作作得不好。

　　“我命令你们，对上级说话，以及在执行勤务时互相说话，必须使用职名，”他结束他的谈话时这样说，“请你们不要再用‘彼得卡’，‘柯里卡’，‘伐西卡’之类的小名互相称呼。中士贝莱伊，由于所管舱房不整齐，应予申斥。我现在要提出警告，假如在最短期间内不把低舱收拾好，我便要采取较严厉的处罚。水兵长应该将贮藏着的绿布发给大家用来罩在被褥上面。大家可以照着斯列波夫的斯米尔诺夫的样子做。我禁止在航行中脱衣睡觉。反之，在基地上，除非那些准备当值的人员，都必须脱衣睡觉。今天，全体人员必须一律换洗床单。水兵长供给肥皂，并且在下午四时以前把工作分配表送给我看。我的话说完了，叶尔马柯夫到我那里去，其余的人解散。”

　　晚上，有几个水兵聚集在船尾聊天。

　　“突然换上一番新气象了。”

　　“谁说不是走上正路？”

　　在黑夜中，我不能看清这些人的脸，但我听出是谁的嗓音。

　　吉莫菲也夫，那个我认为是不可救药的肮脏的炊事员，兴奋地说：“他上炊事舱去了，他对我说：‘从明天起，工作的时候要穿上白衣白帽。明白吗？’怎么不明白！每隔半点钟我得洗手，应该洗擦炊事舱……但是，我用不着值班了。”

　　“我也挨了一顿骂，”水兵长埋怨道。“他说，我不该把材料抓在手上不放！可是，手里要是没有贮藏材料，我还成个什么水兵长呢？可是他有他的说法：‘在航行的时候，大家也得休息休息；假如说大家都得和衣躺在铺上，那末光洗被褥就会把我们折磨死了。’真是老手！从助理艇长那里打听我手上存着的物品，也只有他……”

第五章 最初的胜利

　　几天之后，阿塞也夫和马卡连柯的两艘猎艇出航护送几艘从塔林移转到里加湾某一基地的驱逐舰。

　　这时期，里加湾沿岸有相当大的地区被德国军队占领着。塔林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和红军部队阻止住了希特勒部队向北推进。法西斯军队绕过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拼命向那尔伐推进。苏军所据守的艾塞里岛和达果岛便落在敌人的后方。我们的舰艇和炮兵轰击着载有军队的德方运输舰，不让敌人的舰队进入里加湾。

　　这几艘驱逐舰在平滑的水面上激起了水花，以单纵队行进着。按照航行指令，马卡连柯的猎艇的位置离岸较近，我们的则在右方，比驱逐舰离岸更远。

　　我们已得到警告，说在这一地区中敌人的潜艇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在“接近前线”地带上的任务。还没有发出战斗警号，我们所有的水兵们就全都守在艇炮、机枪、深水炸弹的旁边。各炮炮手们凝视着无云的天空，把眼睛都望疼了。斯列波夫用强度的双筒海上望远镜细看水平线和水面。

　　当斯列波夫的突然的、激动的、喘不上气来的喊声扰动了我的神经的时候，我正在从容不迫地向远处一个海角对准方位。他叫道：“潜艇的潜望镜！……右方二十度……距离，二链……”

　　别洛波克好像被飓风刮下指挥桥似的；同时，就听见机舱砰然关上的刺耳的响声。

　　阿塞也夫迅速下达命令：“信号：‘前方有潜艇！’……艇头炮，右舷，二十度，距离，二链，用穿甲弹……射击！艇尾！对潜艇攻击！作投弹准备！”

　　他一面发命令，一面将计秒表开动，并将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前进”上。

　　信号旗飘扬起来，警告驱逐舰。已遇到危险。汽笛尖锐地、拼命地叫起来。斯列波夫用手指紧抓着望远镜在眺望。炸弹投放员已做完了投放炸弹的最后准备，不耐烦地注视着我手上举着的指挥旗。轮机长别洛波克的头，一会儿从舱口探出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轮机兵为了提高马达的运转数，把“汽门操纵杆”扳起来，直到扳到不能再向上为止，他们在榨出全部可能的“马力”，似乎连不可能的“马力”也要榨出来。马达怒号着，猎艇就象在水上飞着似的。要解决的是这一个问题：谁比较快？是我们先将炸弹投在潜艇上呢，还是潜艇先对驱逐舰施放水雷？

　　“潜望镜不见了！”斯列波夫叫道。

　　“按照罗盘固定方向！”

　　“是，按照罗盘固定方向！在罗盘方位上是三百八十度！”

　　潜望镜不见了，但计秒表上的指针在表盘上跳动着，已指出开始准确投弹的所需要时间了。

　　“准备！……投弹！”阿塞也夫的尖锐的嗓音响了起来。

　　我放下指挥旗，接着又将它举起来。炸弹投放员拉动炸弹投放器的拉手，第一个炸弹从艇尾投落去了。

　　“投弹！”第二个炸弹紧跟着第一个炸弹投落下去了。

　　“投弹！”

　　“投弹！”

　　这一组炸弹全部投进水里去了。

　　我们屏住呼吸，计算着令人难堪的几秒钟，等待着炸弹爆炸。

　　猎艇则向左舷倾侧，开始作陡急的回航。突然，第一声爆炸像是用激烈的一击把艇身震动了一下。一大朵泡沫飞腾的水花从深水里慢慢升起，散落在水面上。又是一声爆炸，接着又涌起一大朵水花。在水花旁边，还有喷射着的几股水流。

　　“打着了！……”大家都这样想。

　　又响起了一声爆炸，在泡沫飞腾的水花旁边不远，怪模怪样地、不自然地出现潜艇的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艇尾和螺旋桨。但我们来不及细看这艘潜艇，因为波浪又将它淹没了。

　　回航完毕时，阿塞也夫将猎艇直向一块还在扩大着的带有虹彩的很大的油斑的中心冲去。

　　他又发出了命令：“投弹！”于是我又举起了指挥旗。

　　虽然海面上风平浪静，但油斑中心的如镜的水面上却在沸腾着从深水中升起的水泡。显然，潜艇已经受伤，我们得再打它一下。

　　“投弹！……投弹！……投弹！……”接着又是一组炸弹在神秘的深海中爆炸开来。以后，在水面就出现了一些破木板、破布片、水兵帽以及一批新起的大朵的水泡……

　　我们追上了驱逐舰，回到航序中的原来位置上。领队的驱逐舰马上发出了信号：“旗舰传令嘉奖该艇动作精确。”斯列波夫回答说：“我已看清，明白了。”

　　面色仍旧苍白的、心情尚未平静的阿塞也夫把话筒举到唇边，说：“红海军战士同志们，祝你们首次胜利！我感谢你们光荣完成任务！”

　　“我们为苏维埃祖国服务！”这声音从各个岗位上传到指挥桥来。

　　在基地上整队集合时，阿塞也夫再度对舰上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并且与这次攻击中的主要英雄们热烈握手；这些英雄就是：斯列波夫、斯米尔诺夫、别洛波克，以及炸弹投放班的班长。

　　斯列波夫像害羞的姑娘似的红着脸，垂下眼睛，含糊地说了一句听不清楚的话。斯米尔诺夫惊讶地摊开双手说：“我做了什么事呀？我不过是转了几下舵轮，再没有旁的了……”然而他的眼睛里却闪耀着幸福而欢愉的光彩。别洛波克以严正的军官的姿态和严肃的面容接受了指挥员的感谢；但是，高兴的微笑却不由自主地布满了他整个的面庞。队伍刚一解散，这位上士便拿出吉它，弹起热烈的进行曲，这曲子告诉我们，在他心灵中产生了什么感情。炸弹投放班长赶紧躲藏起来，他怕在得到感谢之后又会受到公开的申斥，因为他在兴奋之中没等到口令下来就先投过一个炸弹。

　　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断地在喀琅施塔得和塔林之间来来去去。敌机老是来攻击护航队，然而，每一次，我们都用密集的阻截炮火迎接了敌机。

　　战线的右翼，相持在里那尔伐的古老的堤岸不远的芬兰湾的混浊的水面上。法西斯匪徒竭力想在那尔伐强行登陆，然后直奔列宁格勒。

　　我们的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

　　我方在那尔伐湾，配置了几艘炮艇，来援助和掩护陆上部队的侧翼。

　　我们的任务则是保护某一艘炮艇。这艘炮艇有时侯在近岸处投下锚，有时侯慢慢地沿岸移动，根据陆军指挥部的要求，用远距炮向法西斯匪徒的坦克队、敌军密集地点以及铁路上的军用列车射击。陆军指挥部对于海军炮的威力和炮艇炮手们的准确的射击感到满意，所以就愈来愈多地要求“炮火”的支援。

　　敌机每天都要飞到我们的地区的上空，企图把炮艇炸沉。敌机有时结队而来，有时单独一架飞来，有时从云里钻出，有时从背阳方面出现，有时从海岸上的树林背后飞出来；它们有时平飞投弹，有时俯冲投弹。

　　炮艇上和猎艇上的高射炮手们总是立刻发出阻截的炮火，但是敌机一架也没有打下来过。艇头炮和艇尾炮的炮长，中士马留丁和水兵冈察洛夫因此更加确信，“容克”机是有装甲的，只有用穿甲弹才能把它们打下来。有一次，马留丁甚至擅自使用了穿甲火力。我给了他一顿严厉的申斥，自己心里则盼望着，就是打下一架“容克八十八型”也好，那也可以让这两个死心眼的家伙明白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

　　使他们回心转意的时候终于来了。有一次，炮艇对敌方的坦克作了一阵很成功的炮火轰击，法西斯匪徒接着便派了十七架“容克八十八型”来轰炸炮艇。冈察洛夫发现，在岸边树林上空二百五十到三百公尺空中，出现了这一批飞机的密集队形，于是便用信号弹的弹道指出了方向。炮艇立刻起锚，开始射击。

　　敌人的轰炸机为了要迎击炮艇，必须在我们的猎艇的旁边经过。阿塞也夫便命令开动马达，但是并不使艇身前进，因为这样才可能便于我们的炮手们更好地进行射击。我们前后两尊炮以最大的速度开起火来，在敌机面前布起了一道发光的紫红色的弹道密网。水兵长更用一道淡绿色的机关枪弹道来点缀着这火网。然而，敌机并没有采取反高射炮火的战术安然飞过了我们的火力障碍。我们又在敌机面前构成了一道火网。射击声愈来愈密了。

　　吉莫菲也夫将下一发炮弹放进炮膛中去的时候，叫道：“你一定会掉下来……滚下来！”

　　冈察洛夫额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艇头炮的的瞄准手斯列波夫屏止呼吸，努力要把领队敌机更精确地罩在瞄准器的十字线上的交叉点上。

　　“马上行了……还差一点……”他咕噜着。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紧张状态中，在这种要在搏斗中战胜敌人的热望中，我们对于自己武器的信心是加强了。我们没有错：马留丁有一颗炮弹打中了领队机左后方一架敌机的装有玻璃的机头。这架轰炸机骤然侧起了身子，笨重地落入水里去了。几乎就在同时，艇尾炮的炮弹也打着了敌人的领队机。这架敌机缓慢地飞向一边，尾部后面拖出了长长一溜黑烟。驾驶员不能维持飞机的高度了，这架轰炸机便落进了岸边的树林里。一声沉重的爆炸声和一根高大的火柱，说明了这架“八十八型”机连炸弹都来不及丢掉。

　　以后又击毁了两架敌机，那是炮艇上的高射炮手所击中的。这样便使法西斯空中强盗们醒悟过来。他们向各方面飞散，急急地躲藏起来。

　　当炮击静止时，听到了阿塞也夫的平静的声音：“怎么样，德国飞机好像也会掉下来的吧？！”

　　冈察洛夫疲惫地擦着额上的汗。吉莫菲也夫在收拾弹壳，把它们碰得叮当作响。这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中士马留丁！”阿塞也夫叫道。

　　“有！”

　　“冈察洛夫！”

　　“有！”

　　艇上全体人员的眼全都看着指挥桥。

　　“冈察洛夫，您是用什么炮弹射击的？”

　　“开花弹……”

　　“把敌机打下来了没有？”

　　“打下了！”他的顽皮的黑眼睛发着亮光。

　　“您也打下飞机了吗，马留丁？”

　　“打下了！”

　　“用的也是开花弹吗？”

　　“用的开花弹……”

　　“装甲飞机用开花弹打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留丁和冈察洛夫相对望了一下，笑开了。

　　“可不是……”

　　“中尉同志，谚语说得好：‘既往不咎。’”

　　这时候，阿塞也夫笑了起来。

　　“好吧，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忘了吧。不过要请你们每次都这样打飞机才好。”

　　在战胜“容克”机之后的第三天，炮艇奉令驶到喀琅施塔得去补充给养。由我们护送着炮艇。由于阴暗的天气和微弱的波浪，这一次航行平静地进行着。马达均衡地、从容不迫地轰响着，我们拐了最后一个弯，向喀琅施塔得港的入口处驶去……

　　“艇头正前方，有一艘拖着木船的舵轮，在向喀琅施塔得前进，”斯列波夫平静地报告着。

　　在我们前面两里模样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轮。它拼命在冒烟，拖着一条笨重高大的驳船。我走进甲板舱里，在航行日志上记下了关于拐弯的情形，接着便动手计算里数和航行的时树。　

　　这时，艇身上突然受到猛烈的一下撞击，我便从甲板舱里跑了出来。

　　我们仍旧朝着以前的航向继续前进着，炮艇和另一艘猎艇也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拖轮却在那里打转，没命地拉着汽笛；那条驳船已不见了。

　　猎艇上发出警报的声音。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马力，把猎艇向漂浮上来的木箱、木桶、木板驶去。在水雷爆炸的地区上，还残留着一大块由激起的泥沙所造成的黄斑。抱住漂浮着的木板的人们的头和手，一忽儿在水面上出现，一忽儿又消失了；四处都是喊叫救命的声音。

　　“停车！”

　　几个救生圈向舷外投了出去。水兵们从舰边的木梁上救起了几个驳船上的乘客。第一个是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的男孩子；他的手上挂下了几条染满鲜血的拉破的皮肉。

　　小孩用嚇得睁大了的眼睛望着这片血肉模糊的皮肉，反复地老是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后来，又拉起一个已有两条象鞭子那样在晃动着的断腿的老人，一个衣服全部烧光的约莫十四岁的男孩，一个中年妇人，一个拉下了耳朵、受到暗伤和擦伤的年青工人，最后一个折断了脊椎骨的男子。我们从炮艇上接来了艇上军医，接着便开足马力向喀琅施塔得驶去。

　　因为这场惨剧而镇静的水兵们，用自己的被子包好了受伤的人，给他们水喝。吉莫菲也夫的眼里老是闪着泪珠。斯列波夫也是令人可疑地常常在擦拭他那双“被逆风吹着了”的眼睛。

　　从炮艇上来的医生对我说：“折断脊椎骨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那个妇女和那个被烧伤了的男孩子，未必能够活下去……他们全都是带着家眷的冶炼场的工人。他们是撤退到喀琅施塔得去的。……不能再加快一点马力吗？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救他们。”

　　我什么也不回答，一直跑到轮机闸。转速计的指针在最高转数上跳动着，然而，在万分紧急的场合下，是可以冒一冒险，多争取几分钟时间的。

　　我在别洛波克的耳边叫道：“人快要死了！……”

　　他对我瞥了一眼，坚决地加快了马力。

　　不论是在马达间，不论是在各个底舱里，我都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走上了指挥桥。降落了三分之一的艇尾旗在旗杆上迎风拍打着。我们经过已经开着的闸门，直驶入港湾。两分钟之后，我们用无线电预先联系好的穿着白衣的人们便将伤者抬入急救车运走了。水兵们默默地望着那些搬运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战争的牺牲者的担架。看着敌人怎样在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心里感到很难受。

第六章 大胆的突围

　　被包围的塔林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所赖以联系的是一条细长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全程为一百五十四里，它被无数水雷阵地所切断，并且还要受到海湾两岸的敌人炮兵的轰击。在这条航路上空不停地飞翔着漆有可恨的黄底黑十字徽志的德国飞机。

　　在塔林港，有若干像老虎似的、多花斑的、用迷彩伪装起来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在来回巡航着。它们用炮火将向塔林市区突进的德国步兵压迫在地面上。几艘小小的猎艇沿着海岸徘徊，艇尾留下长长的白烟。法西斯匪徒正在大炮盲目地轰击市区和　头。我们到达时，所有的船只都已载满队伍了。遵照最高指挥部的决定，他们要暂时地撤离苏维埃爱沙尼亚的首都。

　　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闷闷不乐地在装载战斗用品。以别洛波克为首的轮机人员严肃而沉默地在推滚着汽油桶。每一个人心头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带着塔林市的全体居民一同走。当法西斯匪徒冲入这里的时候，苏维埃公民将会遭遇到一些什么呢？

　　东岸已升起了一道白色的烟幕。在港里，船只之间时时激起敌军炮弹所打起来的水花，不知在哪些云朵里响着飞机的声音……在搬运东西的噪声中，人群的吵嚷声中，大炮的轰鸣中，常常还能听到炸弹的吼叫声，爆炸声，以及玻璃的碎裂声。近傍晚时，房屋燃烧着的火光照遍了埠头和市区。在不祥的火光的返照中，运输舰和军舰开始向外港驶去。

　　我们几艘海上猎艇最后离埠。当阿塞也夫从旗舰接获出发命令的信号时，别洛波克和水兵们都摘下了帽子。

　　“我们还要回来的，塔林，我们会回来的！要回来跟法西斯算帐的！”别洛波克叫着，于是大家都和了上去：“我们要回来跟他们算帐的！”

　　我们护送的是最后一个运输队。这一个船队由四艘扫雷舰、一艘炮艇、一艘警备舰以及一组运输舰所组成的。我们的任务是带着队伍、技术设备和伤员，突围到喀琅施塔得去。我们须在不断的轰炸之下、敌人的潜艇和鱼雷艇的不断轰击之下，强行通过水雷地区，驶行二百里左右的海程。

　　这是困难而艰苦的行程。在阿哀格那岛地段上，就已经遇到了敌人的飞机。阿塞也夫马上发出了战斗警报。

　　空袭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各猎艇和各护航舰的高射炮手们刚赶走一批“容克八十八型”机，另一批敌机又出现了；于是重新响起了密集的炮声。

　　随着黄昏的到临，空袭停止了；但是，夜晚并没有给人所盼望的休息：船队得强行通过一个颇大布雷区，在前面，时时传来扫雷器上的水雷的爆炸声。进入布雷区四十分钟之后，前面两艘扫雷舰便不得不把扫雷器连同水雷一同抛弃，而另装置一个新的扫雷器。护航队的速度放慢下来。

　　前方观测员不断地报告着：

　　“左方发现水雷！”

　　“正前方发现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左方三个水雷！五个！”

　　“右方两个水雷，距离十公尺！”

　　除了轮机人员之外，艇上的全体人员都站在舷边，紧张地向黑夜中探视。在这一次航行中，甚至这个夜也在与我们作对。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一点儿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亮光。用极大的努力，才能够勉强分辨出舷外十五公尺到二十公尺距离内的东西；再远便是一片漆黑了。

　　由于时时在改变航向，改变航速，我生怕弄错了方位；但是，凭什么来测算呢。黑暗是愈来愈浓了。一会儿，站在我旁边的舵手也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了。我下到甲板舱里，为的是校验一下我的测算；这时候，左近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下剧烈的爆炸声。我机械地记下了时间和测算出来的方位，便赶到甲板上去。

　　艇后右方，有五颜六色的火花在慢慢地飘落下来，还有人在呼喊。

　　“一艘运输舰炸毁了。是哪一艘可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阿塞也夫低声说着。接着，他命令下去：“小心守望！”

　　“正左方航线上有一捆干草，”斯列波夫报告我们。

　　阿塞也夫停了几次车，仔细地探视水面。除了破片和泡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又发生了一声爆炸，猎艇都给震得跳起来了，四周的海水里吱吱地冒出大量的气泡，同时传来了一股焦臭。

　　“锅炉爆炸了，”阿塞也夫也这样断定道。

　　运输舰上的人，我们一个也没有发见；我们赶上了已经走在前面的舰艇，重新占据被意外的遭遇而打乱了的航行队序中的原位。于是，守望者又把眼睛注向黑暗中。接着，一忽儿在前面，一忽儿在后面，又传来了沉重的爆炸声。左右两面有些火箭在向上飞射着。我们猜想，这是敌人的鱼雷艇在用信号互相通话。我们因为怕受到袭击，现在是一顿一挫地在推进着，希望不等看见敌人，能先听见敌人。

　　然而，水雷的危险仍还是主要的威胁。守望者的报告仍是接踵而来。

　　“左方二十公尺，一个水雷……”

　　“右方十公尺，四个水雷……”

　　“艇首正前方一个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快午夜时，扫雷舰的最后几个扫雷器全给水雷炸破了。

　　旗舰认为，我们的护航队已失去了防雷的最后工具，因此便把我们召唤到旗舰旁边，并命令所有的舰艇全部抛锚。我们得到通知，在黎明之前，可以把炸破了的扫雷网修好。

　　我们的猎艇沿着航队的航线行驶着，根据声音寻找各艘舰艇，并用传话筒传达抛锚的命令，然而最末一艘运输舰却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找寻了半天，回来时几乎找不到自己的船队了。有一艘舰艇告诉我们，说看见这一艘运输舰已走到前面去了。阿塞也夫命令开足马力，希望能追上这艘“逃亡者”，叫它抛锚。

　　在我们这样的航行速度之下，前方守望者已经没有用处了；他的报告还没有到达指挥桥，水雷已先爆炸了。然而阿塞也夫冒险前进着，因为，那艘载着几千人的大船正处在生死关头上。我记得，我在航行日志上作了记录，正打算在传话筒里高呼已经该回船队的时候，突然，我全身撞在隔板上；猎艇急剧地侧向一边……马达吼叫着，在打“全速倒车”。原来我们差一点便要撞到“逃亡者”的船上去了。

　　在归途上，我们又听见一声爆炸。由于听见有人在叫喊，我们才找到了这艘触雷的运输舰。舰上都是妇孺和伤员。有几艘救生艇因为载人载得太多了，还没有放到水面，便翻了身。人们从高高的船舷上在向水里跳。直到后来，由于全体船员的努力，运输舰上才恢复了秩序。我们开始从水里救人。阿塞也夫灵敏地倾听着，指挥猎艇从这个呼喊处赶到另一个呼喊处。信号员伊凡诺夫，他的兼职是战斗急救员，用手电筒的细狭光道向有人呼喊的方向探索着。第一个照着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女人的头。有人用长绳子系住一个救生圈，抛了下去；几分钟之后，人们将一个因为寒冷以及神经失常而在颤抖的女人抬入轮机员住的低舱里。在电灯光下，我看清楚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相当漂亮的少女。在惨白的脸上，露出一双栗色的大眼睛。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位少女乘客才好；但在这时候，又送进来两个妇女。当然，把她们安顿在一起事情便好办了。果然不错，后来我派了斯列波夫去当值之后，就听到伊凡诺夫报告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捧着一大堆湿了的妇女衣服上来，说，他给这几位女乘客喝了和着奶油的热茶，给他们换上了海员的内衣，盖上了毯子。第一个少女的腿上，在救上来的时候受了相当严重的伤，但是她很有英雄气概地忍受着。伊凡诺夫说，她的名字叫塔玛拉，不久以前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出来，所以要求允许她帮他工作。这样，在艇首底舱里便办起医院来了。

　　我们从水里救起了男女十四个人，但是，怎样也找不到一个在暗处里继续叫喊的人。最后将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大能让人听见了。这是一个穿着军便服的高大男子。他一只手乏力地划着水，使自己浮在水面上，一只手托住一个没有一点活人样子的女人。水兵们急忙将他们两个拉上来，放平在甲板上。有几个水兵，一句话不说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盖在他们身上. 什么东西在低沉地敲击着。原来这个男子有一条腿敷着石膏。

　　“恐……恐……恐……怕……怕……来不……不……及……及……了……吧，”他牙齿打着颤，说了出来。

　　伊凡诺夫俯身去看那个女人。

　　“在呼吸呢！帮着抬到底舱里去吧，”他向同伴们请求道，“塔玛拉在那里会给她摩擦身子的……”

　　在这时候，邻近那一艘运输舰按照旗舰的命令起了锚，缓慢地跟在我们后面移动起来。为了要不让它撞着浮雷，我们努力地细察着每一公尺的海面。甲板上的全体人员都伏在船舷上，向周围的黑暗中注视。

　　最后，运输舰与那艘炸毁了的船并舷地相靠了。他们开始进行过驳工作。我们则又驶开去，漂浮着，开始进行水中听音作业。

　　从运输坚方面传来开动着的绞车的声音，以及水兵长的沙哑的口令声。

　　这令人困倦的一夜的全部经过，已经记不清了，不能再叙述完全了。但是，有些个别事件却特别清楚地印入记忆中。其中之一是在底舱里发生的。

　　一个少女跑到那里，对伊凡诺夫叫道：“大夫，这里有一个女人不大好……”

　　当时的情形虽然这样悲惨，但对救护员作这种称呼，几乎使我笑了出来。我和伊凡诺夫一同跟着那个少女去了。

　　一个年岁不小的女人毫不动弹地躺着。她的脉搏是几乎摸不出来了。显然，是由于这种惊慌的遭遇使她的心脏衰疲了。

　　“伊凡诺夫，樟脑！”我这样命令他。

　　他从药箱里找出了一安瓿的樟脑，一具注射器，犹疑不决地在手里摸弄着。

　　“中尉同志……我可从来没有干过……”

　　“我也没有干过。”

　　我们望着塔玛拉。她也摇摇头。

　　“干吧，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装出决定干一下拼命的事情的人的样子，敲掉安　瓶的瓶颈，将液体吸进注射器里，接着便把这一针注入这个女人的手臂的内侧。过了五分钟，这个女人的睫毛在微微颤动了。

　　我走到机舱里，为了要看一看汽油的贮存量，并且对轮机人员们说一说当时那种艰难复杂的情况。

　　我们的轮机室，那时简直可以令人错认为沐浴兼洗衣的部分了。在各种管子上、集汽管上、马达机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男女衣服。我刚刚检阅完毕这部“烘干机”，吉莫菲也夫又溜进舱口来，捧着另一批湿衣服，要等着烤干。

　　“中尉同志，”他说，“姑娘们不好意思走进男子部去呢……”

　　“什么‘男子部’？”

　　“那就是我们那个舱……现在住着那些从水里救上来的男人们。”

　　“那末姑娘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四个人光着身子，没有衣服可以换了……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给他们换完。他们在水里受了冻，现在直打抖呢。”

　　加夫里洛夫就脱下了衬衣和制服裤，交给吉莫菲也夫。当吉莫菲也夫伸手来接衣服的时候，他的水兵制服张了开来。我们看见，他身上已没有衬衫，也没有条纹汗衫了。

　　“我也早就准备脱衣服了，不然就觉得有点热了。”叶尔马柯夫说。

　　“把我的汗衫也拿走吧，”别洛波克一面脱着单制服，一面说。

　　吉莫菲也夫捧了这一堆衣服，迅速地走出舱口。

　　两点差一刻，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水中听音员的说话声：“右舷六十二度……有几艘快艇的声音……时时在改变航向……”

　　“在走近来吗？”阿塞也夫问道。

　　“不，老是在那个地方。”

　　我感到兴趣地问：“这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德国人的快艇已经逡巡了一个半钟头，看样子是想来袭击船队，但是又怕撞在他们自己的水雷上。”

　　这时候，特别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方位，但是我白白地用力四望，一点灯火也看不见。一切全是漆黑的，跟原先一样，眼睛里什么也看不见。这样便必须根据测算来驾驶，但这是可以造成极大错误的。下级指挥员们作上来的关于弹药用品的报告，更其使人烦恼；原来我们已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弹药和燃料，而我们至少还得作一昼夜的射击、激动和投弹……我警告下级指挥员们，要他们严格节省物资。

　　黎明之前，运输舰把过驳的工作结束后都分开了。现在，当那艘船头下沉的运输舰的庞大的影子在朦胧地显现出来的时候，当水面上弥漫着清晨前的新鲜气息，微风把雾气吹散的时候，我们才看清那炸毁运输坚的祸首。在水面上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范围内，全都是一球球的黑色水雷在闪动着。水雷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成群的，近的几乎就在眼前，远的是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在夜间，在完全黑暗中，我们怎么能够开足马力航行呢？

　　斯列波夫的说话声打断了我的思想。

　　“旗舰已发出了‘起锚、开航’的信号。”

　　随着第一道阳光的出现，有一艘运输舰的舷旁便爆发了一颗炮弹。这是德国人从某一处最近的的海岬上对船队所作的试射。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速度。我们一面在水雷中见机行动，一面在炮艇和船队面前施放了烟幕。马卡连柯的猎艇和我们平行地驶着，也施放了一道缭绕上升的浓密的烟幕。清澈的北风慢慢地将这两道烟幕带到海岬。虽然德国人已经看不见船队，但炮弹仍然继续在运输舰中间爆炸着。

　　那艘被弃的运输舰，船头已深深沉入水中，却慢慢地在向敌人占据着的岸边漂浮过去。船队指挥员派我们去视察一下，随后并将这艘船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里。我们很幸运，这艘船的右舷的绳梯原来是挂出来的。阿塞也夫命令我爬上船去。我迅速攀登上去，在各个舱室中跑了一周。第一层舱和一部分轮机间已经沉在水里。这里的横墙都已塌去，一部分铆钉全松了开来，水从空孔中汹涌地流入。这艘船迟早一定会沉没的。

　　“应该炸掉它，”我想着，“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可是突然，我看见了一个手足负伤的战士。透过绷带现出了暗黑色的血斑。

　　他那疲倦的、受尽痛苦的眼睛在向我注视。

　　“您是来带我走的吗？”

　　“是的……”

　　“我知道，总有人会来带我走的。”

　　我费力地揹起这个战士衰弱的身体，揹着他向绳梯走去。战士咬紧嘴唇，无力地呻吟着。我从摇摆的绳梯爬下去，下到猎艇的甲板上的时候，看见这个伤员已经失去知觉了。显然，我的急救本领不很高明。而且，这地点的“地形”也是不很适宜搬运伤员的。

　　我发出关于悬挂深水炸弹和爆炸弹的地点的命令之后，又爬上运输舰去，以便观察一下指挥桥，以及上层的各个工作舱。

　　……领航甲板舱是空的、舰长舱也是空的。此外便得看一看无线电室了。我向开着的舱门走去，但又停住了；因为，从无线电舱里传出来发音清楚的德国话的声音：“左方……二度……左方……二度！”

　　“再加半度！再加半度！”

　　一种猜断像闪电似地掠过：“他在校正海岸炮的射击……这个恶棍！”

　　我掏出手枪，跨进敞开着的舱门，嘶哑地叫道：“举手！”

　　背着我坐着的那个人惊跳起来。他惊慌失措，企图用张开着的两手护住无线电机。

　　我走上了两步，用德语比较平静地命令说：“举起手来，赶快！”

　　这个希特勒匪徒慢慢地举起了手。

　　明亮的太阳光从开着的舱门射进来，在甲板的油毡上形成一个金色的长方形。我的影子挡住了这个三角形的一半。突然，在我背后传来了皮靴的擦地声和格支声。同时，另有一个黑影划过了这个长方形。我本能地向旁跨了一步，将头缩进肩膀里。来袭者没料到我这一跳，失去了平衡。我趁他倒下来的一股势，对着他的下颚用力一击。第二击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我这个敌手便象一只口袋一样，瘫倒在屋角了。在地板上滚出了一把芬兰匕首。

　　那无线电员利用这一时机，低下头，握紧拳头，向前扑来。但是，两发接近的直射，将他打翻在甲板上。这是我的拳击实践中的最短的一次战斗！……

　　还在做中学生的时候，我已参加过“火车头”拳击社，这是由当时著名的拳击家亚柯夫·波里索维奇·勃拉翁主持的。他教会我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中动作，教我出手泼辣和轻快。后来，在海军学校里，我继续练习拳击。在那时候，我们的教练员安德列·安德列维奇·许帕克教了我们猛力而准确的击法。在这一次中，这两位教师的功课对我都有帮助。

　　我破坏了无线电站，回到猎艇里去。深水炸弹和爆炸弹都已经挂好了。投弹班班长点上了火绳。猎艇赶快从运输舰的船舷驶开去。

　　阿塞也夫看看表，等待爆炸；他怀疑地望着投弹班长说：“为什么耽搁这么些时候？”

　　但是，就在这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轰隆声，正打算解释的投弹员便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来了”。

　　运输舰慢慢地侧向右舷，水淹没了甲板。淹到甲板舱，再经过一分钟，连船樯和烟囱也全都没入水里了。

　　我们还没有赶上船队，插入自己在队列里的地位，从南岸就出现敌机了。这批飞机是每六架到十架轰炸机编成一组，波浪式地在飞行着。炮弹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大炮轰鸣声，机枪的轧轧声，以及扫雷器中的水雷爆炸声，都在通报着新的紧张时刻的到来。

　　我们在夜间救起的那些人，听见枪炮声和爆炸声，便开始询问，他们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的事情没有。我把这些乘客沿两边船舷分布开来，要他们观察飞机和船队中的运输舰。三个伤了腿的人也都爬到甲板上。这三个人，我派他们注意观察有没有浮雷。有几个健壮的便开始传送弹药。

　　一个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长着大胡子的格鲁吉亚人，站在机枪旁边，用短促的点射在打俯冲下来的飞机，一面用格鲁吉亚话和俄罗斯话高声嚷着什么，我好久不能猜出他的话的意义。后来，我明白了：“请稍微再低一点……请稍微再低一点！……”

　　一个高大结实的、包扎着头的乌克兰人请求到了一架轻机枪。

　　他把轻机枪架在甲板上，靠近舱口旁边，他半个身子钻在甲板下面的厨房里，这样射击着。他用短促的点射打那些飞得很低的飞机。

　　轰炸机的浪潮，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每批相隔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某一次大群“容克八十八型”机来袭时，其中有若干架飞机竟冲到一艘走在船队中部的大运输舰上空。爆炸的巨力将舵也打坏了，船舷上有许多地方都被弹片打穿过。这艘运输舰便从扫雷舰扫过的地带上飘了出去……

　　“掉头！掉头！唉，见鬼！往哪里去！”指挥桥上有一个人这样喊着。

　　掌舵班长贝莱伊依照阿塞也夫的命令把航向对着那艘运输舰，他缓慢地从齿缝里吐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它的最后航程了……”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话一样，马上又发出了两声爆炸。运输舰的船尾翘了起来，裸露出来的螺旋浆在空中急速地直转。运输舰是直竖起来了，维持了一秒钟之后，便轰隆一声沉入水里去了。

　　人、木块、木桶、箱子急速地在一个旋涡里转着，直向中间旋去。

　　我们的猎艇慢慢地在旋涡边缘上航行。阿塞也夫命令开慢车后退……后来是中等速度……最后是全速。但是猎艇却向旋涡的下陷的中心倾斜着，虽然舵的位置是完全正对着船舷的。

　　直到阿塞也夫把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前进”时，猎艇才跳了一下，画了一个半圆形，从旋涡地区冲了出去。

　　“再转一圈便完了！”贝莱伊说着，擦着他的出了许多汗的、累坏了的手掌。

　　几艘拖轮和猎艇趁空袭间断的机会在抢救漂浮着的人。

　　受伤的人很多，医药材料不够。床单和内衣也拿来作包扎用了。现在，我们的医院已把两个在底舱都占据了，还占据了会议室和几个单独的小舱。第一批救上来的妇女，现在已分成几个“班”，担任起护士和看护的职务。伊凡诺夫是她们的共同首长。在第二底舱里，收容的是伤势最重的人，由塔玛拉照管。她虽然腿痛，但仍不停地帮助别人工作。她的温柔的手似乎能够减轻伤处的痛楚，那些人都停止呻吟，比较安静一些了。

　　在前面那个底舱里，伊凡诺夫布置了一个“包扎室”和“手术室”。新救起来的妇女，我们将她们安置在我们的住舱里和机械员的住舱里。她们默默地躺在毛毯下，瑟瑟地在打抖，虽然在她们身上的毛毯上还加上了我们的军大衣。

　　历次空袭之间的间歇，都是不长久的。马上又有“容克”机出现了。由于频繁的射击，我们的几尊炮上的油漆全都烧焦，而且起泡了。然而，空袭却越来越险恶、愈来愈无耻。有一架“容克”机，俯冲得比其余的飞机都低。它被马卡连柯的猎艇上的长长一梭子弹打中，不能再从俯冲中爬起来，一头钻入水里去了。

　　最后，快中午的时候，船队结束了强行通过水雷地区的航程，于是大大地加快了速度。这时，在水平线上出现了哥格兰岛的嶙峋的山峰。

　　这时候，猎艇已经载运过重，圆窗孔都几乎与水面相齐了。在拐弯的时候，猎艇得困难地、长久地直兜一个大圈子。显然，它已接近危险的边缘了。阿塞也夫不能自如地相机行动，也不能加快到所需要的速度。他决定把所有救上来的人都转送到有医务人员的运输舰上去。

　　我们驶近了一艘运输舰，将速度调整到与运输舰一样，用绳索使两只船合并前进。转载的时间花得不多，这以后猎艇就轻松得多了。全体人员的衣服也跟着减少了。但是，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我们之中每一个人也都可能处在受难者的地位。

　　突然同时传来了几个人的声音：“潜望镜……右方六十度……距离十二链……”

　　在平滑的海面上清楚地露出一道由移动着的潜望镜所造成的像帽羽似的白色的碎痕。

　　警报声惊慌不安地响起来了。机械传话器的箭头跳到“全速前进”上。还没有解去的缆索像线一样地绷断了。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向舷外飞出去。我们阻止了敌人潜艇的袭击。

　　我们又驶回到投弹地点，检听了这一地区。一切都是静悄悄地。潜艇一定伏在海底了。

　　但是，飞机又出现了，炸弹又落下来了。有一艘运输舰燃烧起来了。它一面冒烟，一面仍向小岛前进。我们无力帮助他们。我们想，但原他们能到达哥格兰岛就好了。

　　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小时之后，当我们驶向哥格兰岛的航路上时，这艘运输舰已经用船头顶在岛的南端岸上，在卸乘客了。

　　突然，在哥格兰岛后面的水平线上，有六个迅速在移近的黑点逐渐扩大着。我们作好了应付鱼雷艇袭击的准备，但是，在头一艘运输舰上射出探照灯的光芒，表示这是我方的舰艇。然而，在我们尚未看清船舷上“ＭＯ”的标志和熟悉的号码之前，我们是继续“准备”着的。好极了，我们的阵容增强了！但是，在我们还未交换过敬礼的时候，飞机又出现了。

　　防御力量现在是增强了，希特勒匪徒无法得逞。他们只能对着那些从焚毁的运输舰上掉下来的没有防御力量的平民出气。这些航空员用机枪向那些在黑油中挣扎的无抵抗的平民扫射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的弹药几乎已经用完，燃料也差不多告謦了。船队的指挥员命令我们把护航工作移交给其余的猎艇，驶到最近的基地上去。我指挥猎艇向拉凡沙里岛驶去，于是我们就与船队分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二里，就有三架“容克八十八”型机从不同方面向我们袭来。艇头炮只能偶然打一打，因为它一共只余下八发炮弹了。水兵长用机枪对着一架向猎艇冲来的“容克”机脑袋打了一短梭子弹。这架飞机的左边一个发动机冒烟了，也已看见了火光，但飞机还继续在迫近。在水面上溅起了机枪扫射的小水花。敌人猛扑下来了。

　　“舵正右方！”

　　猎艇急剧侧过来，躲过了仍下来的炸弹。

　　“舵正左方！”

　　第二架“容克”机的炸弹又落在艇尾后面。猎艇跳动起来，许多人都跌倒了，还听见打破玻璃的声音。机枪的子弹答答地打在甲板上。燃烧弹的黄色火光烧起来了。水兵们用水兵帽和衣服把火扑灭。

　　“助理艇长同志，子弹用完了，”焦急的水兵长喊着。

　　“使用陆战武器，执枪！”

　　一霎时之间，水兵们全都拿起了步枪。阿塞也夫继续见机行动。

　　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擦“全速前进”扳到“全速后退”上。有一架“容克”机向我们俯冲下来。

　　“对准飞机，速射！”

　　稀疏的步枪声淹没在发动机的吼声和猎艇向前突进的骚声中。

　　突然，我的右腕麻木起来，接着步枪就掉落在甲板上。手背上肿起了一大块。我试着动一动手指，整条手臂都觉得疼痛。我看见甲板上的弹片，才知道我已经受了震伤。

　　我们的中间一部马达已经停车，两侧的马达则由于燃料不足老在“打嚏”。必须重新改变航向，从禁航区的一个角上穿过去才行。我们采用最经济的航程在前进。海岸逐渐近了。最后，绕过一个海角，驶进了海湾。一会儿就是埠头……我们到家了！

　　全体在上甲板集合的号声传出来了。在我们离岸还差三十公尺的时候，马达就停止不动了。我们不得不用索缆抛上码头，把船拉着靠岸。

　　跟在我们后面靠岸的，是马卡连柯的猎艇，加夫里柯夫说，在他们那里，这一天的战斗英雄是水兵莱巴克。在夜间，他几次跳入水里，救出一个带着婴孩的女人和四个战士。那几个人是因为水面上有浮雷，猎艇没法驶近援救。

　　第二天早晨，我们随同船队中最后几艘运输舰到达了喀琅施塔得。

　　舰队完成了从塔林到喀琅施塔得的最艰苦的一次突围。与沿途困难的情况比较起来，损失是不大的；而列宁格勒前线的军队却得到了几万名受过考验的战士的补充，有许多伤员得到了救护。

第七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希特勒匪徒们已迫近列宁格勒城郊地区，占领了彼得霍夫、斯特列里那和乌里茨克。芬兰军队则在北方海岸线上推进到谢斯特罗列茨克，重新进抵刺多牙湖岸。把德国和芬兰军队隔开来，并经由刺多牙湖把列宁格勒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只剩下了仅有二十公里到二十五公里宽的一条长长的走廊。敌人猖狂起来，作了几次疯狂的努力，企图用尽全力一鼓攻入市区；但是，敌人已不能再越雷池一步。我军退到列宁格勒城郊就屹立不动了。

　　喀稂施塔得像是盾牌一样地从海口方面掩护住了列宁城的胸部。海岸炮台在反击战中支持着步兵，开始消灭敌人的炮兵，甚至使敌舰不敢作任何登陆或是突入列宁格勒的打算。于是，又像内战时代一样，海军部队从喀琅施塔得走到陆上前线来了。

　　在喀琅施塔得背后，屹立着被围的列宁格勒，在前面，在它的西面，有一长串我们的岛屿伸展出去，直到芬兰湾的入口，以英名显赫的汉哥半岛为其终点。这些岛上的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以及以喀琅施塔得为基地的一些舰艇，给了敌人的交通线以有力的打击。敌人虽已占领了芬兰湾的两岸，但仍还做不成芬兰湾的主人。

　　秋季中的某一天，我们的猎艇带着另一艘猎艇到喀琅施塔得以北地区进行巡逻。在接近前沿的地带上，作为是这一次巡逻勤务的指挥员的阿塞也夫派了另一艘猎艇的助理艇长上岸去，命令他找到陆军方面的指挥部，商议协同作战的问题，陆上人员说，离吉里阿克不远，就在岸边，有一所红色的木屋，那便是芬兰部队的指挥部，假如我们能够将这个“蜂巢”捣动一下，那也不坏。

　　阿塞也夫下了决心，要奇袭这个指挥部。他从容不迫地把他的计划说给我们听。

　　“我们要用前线队形驶近海岸。我这艘猎艇上开了火，就算作战斗信号。到了离岸最近的时候，根据旗帜信号，我们便向右作九十度“急剧”拐弯，但仍旧继续射击。假如遭遇到强大的抵抗，那便主动地施放烟幕，驶离火力区。有问题没有？没有吗？那末请把任务传达给全体人员。”

　　关于突袭的通知在两艇的人员间引起了热烈的情绪；因为，大家对于塔林以及塔林突围战记忆犹新。

　　水兵们纷纷谈论着：“我有一个提议，先打一个警告电报去，让他们写好遗嘱。”

　　马达响了起来，我们直向敌人的海岸驶去。

　　我注视着拐弯的方位，但这个方位好像故意迟迟地不发生变动似的。最后，从云端里透出了朝羊，照亮了如画的海岸。那幢红房子就在海边。一列青绿色的枞树和松树像一座厚墙似的挤在屋后。

　　方位仪上的那条线爬到目标上了。

　　“舵向右！航向向北！”

　　两艘猎艇成了前线队形，直向小屋驶去。阿塞也夫警惕地等待着敌方的射击。

　　“离岸多远？”

　　“十二链，”我一面回答他，一面也在感到奇怪，芬兰人为什么这样满不在乎，任我们袭击。好像这个小小别墅里的一切都在沉睡着似的。

　　我们驶到离岸很近的地方，连露出在岸旁水面上的石头都可以数得出来。

　　我又作了报告：“离岸九链。”

　　“用曳光弹，对准红房子……开火！”阿塞也夫发出了命令。

　　射击声怒吼起来。弹跳出来的弹壳叮当地响着，一颗曳光弹的红点从小屋的屋顶上飞过。

　　“减少两度……齐射！”

　　在小屋的面前升起了炮弹爆炸的浓烟。

　　“速射！”

　　两艘猎艇的大炮紧密地射击着。

　　有几颗炮弹打中了这幢房屋。一群穿军服的人从里面奔了出来，于是机关枪手对准这几个慌忙奔逃的人发射了几梭短短的子弹。

　　已经不可能再往前驶了，因为已驶到了近岸的浅滩。两艘猎艇同时根据信号作了约定的拐弯，沿岸前进；艇尾炮也开了火。对准目标之后，他们用高爆弹作了齐射，离船舷不远起了水花飞溅声。再发了一排炮弹，结果还是一样。我们赶紧改变艇尾炮的瞄准尺码。但是炮弹爆炸地点的移动而是很慢。

　　我跌跌撞撞地奔到甲板舱，去看炮击距离表。我紧张地翻阅着，找到了所需要的数字，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来这个数字几乎要比艇头炮上的大三倍。

　　我向艇尾方面喊出新的瞄准数字，接着便发了命令：“齐射！”

　　就在那幢房屋的跟前冒起了爆炸的火光。

　　“呵，好啊！”

　　排炮继续吼叫着。又有几发炮弹打中了目标。一根浓密的烟柱升向天空。

　　从岸上发出了稀疏的步枪声，还有一挺机关枪在格格地叫着。我们停止了射击，开始驶离岸边。

　　在这一次短促的战斗之后，我和阿塞也夫决定将瞄准表尺改造成为按链数划分，并且要改变射击的方法。

　　不久我们便得到了一个试验这种新办法的机会。

　　有一次，猎艇在航海运河的掩蔽部分上担任巡逻艇的后援。在堤岸上矗立着一妆引港人的小屋，小屋旁边长着一株大树。某一防空部队的指挥部便设在这幢小屋里；我们的观测兵坐在大树上窥视着巡逻艇和敌人的海岸。

　　“航海运河：这是列宁格勒市区内沿海港一条运河，船舶进出，必须经过这条运河。——译注。”

　　说实话，做这件工作而不被忧伤的思想所分心，在开始时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记得，法西斯炮兵此刻占据的地方，正是不久以前我们散步的公园。真令人不敢相信，在双筒望远镜中看见的斯特列里宁宫和公园，像红色和灰色小匣子似的“打字机”工厂和乌里茨克的房屋，现在正　集着法西斯匪徒。但是，有什么办法！必须要进行观察，那末才能给予敌人以打击。

　　我们努力想通盘了解敌人这一防区的结构。这样，便在一张详密的平面图上划上了一些表示哪里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哪里是敌人的行军厨灶（以便在他们分发食物的时候给它弄些‘作料’）的记号。

　　希特勒匪徒们有时拼命对着我们在航线上航行的舰艇射击。在没有船只来往的时候，，他们就向市区开炮。为了我们前线炮兵和海军炮兵将来进行轰击，我们先得查明敌方的炮兵。

　　防空部队指挥部的首长是一个活跃的上尉，他想用突然的炮火打散向列宁格勒飞来的敌方轰炸机群。

　　“你不打算射击陆上目标吗？”我这么问了一句。

　　上尉睁大了眼睛说：“那怎么行！我们的炮队是高射炮队呀。”

　　正在这时候，在航海运河上爆开了敌方的炮弹，我们周围飞散着弹片。上尉卧倒在地面上。从树上传来了我们的观测兵的声音：“在一百九十四度方位上，德方炮兵在开炮。”

　　有三发炮弹就在高射炮队旁边爆炸开来。以后又来了好几发。法西斯匪徒们从容不迫地发炮，每一排炮都是作过校正的。

　　上尉焦灼地咕哝着：“这些混帐东西，在干什么呀！他们想把我们这个炮队打垮，可是这一个炮队还没有发过炮呢。”

　　“那么开炮回击好了，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我这样打断了他的话。

　　“您在说什么！我们不能先暴露自己。马上就看出您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指挥员了！”

　　上尉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中尉同志，请你们放一道烟幕将我们掩蔽起来吧。好不好？”

　　我下了猎艇，把高射炮部队的请求转告了阿塞也夫。他同意了：别人在为难中，为什么不帮忙呢？

　　猎艇从运河中开出了出去，放出了一道浓密的烟幕。黄色的烟团在这中午无风的天气中扩张开来，围住了高射炮队。布好了烟幕之后，我们便将烟幕弹投在水里，停了车，看下文怎样。

　　烟幕并没有多少帮助。法西斯匪徒那三门八十八厘米的大炮仍还完成了试射，接着便从容不迫地对着这一个不幸的高射炮队阵地射击着。

　　“我们靠近去看看，怎么样？”我叫了起来，接着我便准确地测定了猎艇的位置，在地图上测量出了与敌方炮兵相隔的距离。几秒钟的事，便从表上把基准材料找出来了。

　　阿塞也夫没有踌躇。

　　“好，”他说。

　　我的第一个命令是：“炮向左舷，一百十度……对准那株孤立的大树，用开花弹。”

　　这株树位于德国法西斯炮兵的左方，乃是一个补助的瞄准点。这样，炮筒和瞄准器便朝着两个不同方向了。炮手们对于这种异常的射击方法当然是感到惊奇的。就是对于我，这种射击法也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决定等这次实验结束时再作说明。

　　“齐射！”

　　大炮同时吼叫起来。我站在甲板舱的舱顶上，用双筒望远镜眺望着。格子的交叉点正对着一个小丘，敌人的炮火便是从这小丘后面射出来的。有两发炮弹在稍稍偏右的地方爆开了。

　　“移左二度……齐射！”

　　我们的炮弹就在敌方的几门大炮之间爆炸了。

　　“打着了！急射！”

　　“喂，再打……再打！”

　　希特勒匪徒们的炮有一门不响了。

　　“嘿！不大欢迎呢！那末再打！！”

　　希特勒匪徒们又有一门炮不出声了，而第三门炮打算调过头来打我们了。阿塞也夫的手老按在机械传话器上，准备在任何时候开行。

　　“德国人不欢迎咱们的炮火，那末再加几炮！”我鼓励着炮手们。

　　在装弹炮手的脸上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马留丁已使他那个炮手班中发挥了最高的速射力量。这时候，敌方炮弹爆炸的间隔时间正在逐步扩大着。不一会儿，已经看不见飞溅的水花了。

　　“停止！”

　　艇头炮还不大愿意停止射击。冈察洛夫不听口令，继续一发接一发地打着。

　　“停止呀……停止呀！”

　　猎艇掉过身来，向引港人的小屋旁边的码头驶去。怀着感激心情的高射炮手们赶紧抛过绳索。

　　“好样！你们把他们打得真够瞧！”

　　“多谢你们！我们全队都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们感到自己已成了当天的英雄，稍微摆了一点架子说：“同志们，走开点吧！别妨碍我们擦炮。”

　　“不错，技术设备是要爱惜的，你们要好好照料它。我们给你们拿点上好的碎布来。”

　　“这倒不坏，”冈察洛夫表示宽大地说。

　　我们已赢得了二次胜利。我们在控制炮火方法上所实行的改革，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炊事员吉莫菲也夫为了庆祝射击成功，特别做了一顿“皇家盛宴”。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有一瓶从“紧急备用品”里取出来的酒，它是记在阿塞也夫的名下的。炮手马留丁和冈察洛夫被邀请到会议室里用餐。话题一直是围绕着射击的方法像俗语所说的一样：“胃口愈来愈大。”这两位炮手希望有更强烈的弹药，更频繁的射击，还要有其他许多“更大”、“更多”的东西……后来，他们建议，用汽笛声来下达开炮口令。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走上甲板，发出了战斗警报，当时就试验了新办法。真的一点也不错：新办法是又迅速、又准确，并且减少了叫喊和争执。

　　在刚要吃晚饭的时候，德国人又来袭击高射炮队了。这次是从乌里茨克用两门四寸左右口径的大炮发射过来。像早晨一样，法西斯匪徒们队每一排炮都加以仔细的校正。

　　我们发现敌人的大炮是摆在一所二层砖房附近的旷地上。

　　希特勒匪徒们这种行为简直只可以称作是一种无耻的举动。我们在炮弹的啸声之下冲出运河，企图用烟幕来阻碍法西斯匪徒的轰击。但是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敌人的试射已经完毕，每隔十二秒钟就有两枚炮弹落在高射炮阵地的左边。

　　怎么样，我们决定再来试一试运气。我们将烟幕弹扔在水里之后便回进运河，开始寻找一个适宜发炮的地点。正好在乌里茨克对面的运河上，有一艘未造好的旧军舰的生了锈的船壳。这东西几乎占着运河宽度的一半。我们小心地驶进这条军舰舰舷与堤岸之间的窄小空间中。现在要发现我们便不很容易了。

　　“艇头炮……齐射！”

　　炮弹落在法西斯炮队的右方。我作了校正。这一发炮弹爆炸时，说明校正太过了。还要再作校正。我相信，敌人是不会马上发觉我们的；因此不慌不忙地进行试射。作过六次发射之后，我把瞄准目标告诉了艇尾炮，接着便作必定命中的射击。现在，射击声有节拍地响了起来。大家敏捷而专心地行动着。

　　一会儿，法西斯炮队便不吭声了。我们又发了几炮之后，也停止射击。现在该走开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立足点便要成为老鼠夹子了。

　　猎艇刚刚从这条窄道中离开，便有一发炮弹在堤上爆发。希特勒匪徒们疯狂地对着这艘破旧的军舰射击着，显然以为我们的指挥部把大炮架设在这艘寿终正寝的巡洋舰上。

　　不错。我们又从堤防下面开起炮来。炮弹落下的地位都很对；但是，法西斯匪徒们还没有明白，仍旧对着破军舰在射击。弹片有时也飞到猎艇上，但水兵们都安静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突然，一声强烈的爆炸震动了空气。在法西斯匪徒炮队的上空升起了一柱带有火舌的浓烟。

　　我们一点也不明白，直到后来有人叫道：“弹药爆炸了！”那时才恍然大悟。

　　这是对于艰苦和坚持的每一天学习所给予的最好的奖赏。

　　几天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件沿敌方占领海岸进行侦察的任务。我预先作好航行测算，仔细地算好了航程的长度，航程中所耗的时间，各个弯航的方位，以及可能的罗盘的校正。由于对可能的敌方炮兵阵地还没有确定的预测，我们还必须进行“地图测绘”，并得仔细地检查烟幕设备。为了要把工作做好，我们还进行了关于遇险警报的学习。

　　出发的那天早晨，天空上布满密云，飘着阴沉的细雨。

　　猎艇顺着在航图上作好的航路用低速度行驶着。有一个海角，我们觉得特别不可靠，在距离这个海角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时，阿塞也夫发出了战斗警报。当我们已驶过这个海角时，从它上面向北发射出排炮的火光。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立刻作上了一个记号。半秒钟之后，在空中发出一阵干响，出现了榴霰弹的烟来。第二排炮使我能够检查一下我所记的方位是否准确。

　　阿塞也夫加快速度，改变了航行方向。虽然炮手们露出了祈求的眼光，但我们并不还击。猎艇曲曲折地航行着，老是使敌人的试射不能摸准。当方位作了三十度的改变时，猎艇重又向正前方航去。远方一个海角的方位……隐约可见的一座灯塔的方位……炮队的方位……全都已经记了下来。这该是我们在烟幕掩护之下离开的时候了。

　　在岸上，又有一个炮队在发炮。各种颜色的曳光弹的光道从这个海角上向猎艇飞过来。已经在拐弯时，我又“摸着了”这个自动炮炮队的方位。

　　我们把烟幕弹扔在水里，隐在烟幕后面，离开了海岸。水兵长作了报告，两舷有六个弹片孔，船旁栏杆上的柱子也打断了。但是人员并无损伤。

　　驶到航程的终点时，阿塞也夫将小艇掉过头来。我们想要再逗引岸上发炮，以便将第二个炮队的方位校正得更确切些。阿塞也夫命令全体人员戴上钢盔。

　　我们尚未驶近海角，希特勒匪徒们就急急地开炮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便在地图上画上了新的方位线。但是，我却在等候敌人自动炮炮队的射击。阿塞也夫帮助着我，与炮弹作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当弹道成束地向艇头飞来时，他便将猎艇的速度提到顶点；敌人如果按照猎艇的速度而作了校正时，阿塞也夫又把速度降低来作弄敌人。　　

　　“向左三十度！”这样，一排炮弹便在猎艇的上空飞了过去。

　　“向右六十度！”这样又躲过了：敌人的整整一排炮弹在不到猎艇的地点上爆炸开来了。

　　热烈地协助着阿塞也夫的，有什么都看得见的信号员斯列波夫，技术高超的舵手贝莱伊，与上部所发生的一切隔绝着的“马达的灵魂”。集体的协同使猎艇成为不可摧毁的了。

　　出乎意外的，在艇头正前方激起了一柱高高的水花；第一个炮队终于试射成功了。大量的海水飞溅到猎艇上来。受了这一个意外的淋浴之后，我抖了抖身子便奔到方位仪跟前。现在必须尽速测定和记下有标记地点的新的罗盘方位。

　　我们借着烟幕的掩护驶向离岸相当距离的地区去，这时候，我便在地图上记下了两个炮队的地位和猎艇自身的位置。一切都很好；但我觉得，为求有十足把握起见，我还得作一次测算以便获得检验方位。

　　“哦，你们领航员就是这样。永远是怀疑的。好吧，再跑一趟吧，”阿塞也夫笑了起来。

　　在第三次中，猎艇像蚊子一样纠缠不休地嗡嗡叫着，出现在海岸炮兵阵地的炮口面前。敌人给惹得气急了似的。在这两个炮队之外，又添上了第三个炮队。这个炮队的重炮并不常常发炮，但一发炮弹就可以打沉比我们这艘“小蚊子”大五倍的军舰。好像有一只大蜘蛛从岸上吐出了几十根蛛丝，一定要把这只纠缠不休的蚊子缠住似的。由于水花高溅和炮弹的爆炸，我们周围的海水好像在沸腾一样。但阿塞也夫机灵地应付着，直等我获得了检验方位，并且将第三个炮队的方位也记下来为止。

　　一切都圆满结束：榴霰弹碎片只打坏了艇尾的舷板，以及我的那顶挂在指挥桥上的挂钩上的钢盔。

　　我们拍发了无线电报，报告侦查的结果，接着便回到巡逻线上，停车飘浮在水面上。

　　观察员们手里离不开双筒望远镜，老在守望敌岸、水面和天空；但是，一切都是空无一物，静悄悄的。这时候，又飘起细雨来，使人发生一种凄凉的情绪，同时视野也缩小了，只可望见几十公尺之内的东西。海岸是隐没在灰色的雨幕后面了。

　　阿塞也夫命令进行水中听音作业，以便观察这地区以外的情况，但就在水中，也是一片沉寂。

　　……紧接在短促的秋日之后，到来的是漫长的黑夜；在这种秋夜里，冰冷暗黑的海水与同样冰冷暗黑的天空交溶成一片。

　　第二个昼夜的天气与第一个昼夜一样，第三个昼夜又与第二个昼夜一样。这样，我们虽然位处在离任何一边限制我们航行地区的海岸只有几分钟行程的地点，但是，我们竟不能在这一小块水面上测定自己的位置。这是可恼而又可笑的……到了第四昼夜，细雨才停住了。我们这才作了测算。猎艇正好位处在海湾的中流。

　　雨住后一小时，天空上传来了马达的吼声，接着出现了我们的轰炸机群。这批飞机分成若干组向芬军所占的海岸飞去。突然，飞机改变了航行方向，直向有炮队曾向我们发炮的那个海角飞去。一会儿，我们的飞机已飞在敌人的头顶上了……再过一秒钟，我们看见高高向上飞起的泥土所构成的喷泉和爆发的黄色的火光，接着就传来了一连串低沉的爆炸声。

第八章 朋友们的战绩

　　我们从巡逻回来之后，在基地上听到了一些新闻，我们的联队中编入了几艘新的猎艇。波柯夫被任命为其中一艘猎艇的艇长。索柯夫洛夫被调去充任扫雷舰的舰长了。接替他的人是阿塞也夫。

　　“那末我的猎艇呢？”阿塞也夫问道。

　　“您的猎艇，由切尔尼谢夫……”

　　我要坦白说，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愉快的心情，马上被再度出航执行巡逻任务的命令罩上了一层暗影。在我前面的是令人困倦的、无声无色的、夜以继日地在水面上漂浮的生活。我心里不高兴地想：“有的人运气真好，波柯夫刚刚任命为艇长，就去带领潜艇出航了。”

　　海湾的两岸已出现了薄薄的冰片。清早的寒气在飞翔中将水花变成刺在皮肤上很疼痛的坚硬的细针。每天早晨，我们都是秘密地盖着冰层回到基地来的。这一层白色的亮晶晶的冰甲掩覆了猎艇的船舷、甲板和甲板舱。我们的小型钢炮和机枪，已发胖起来，变得像是威风凛凛的炮塔了。无线电天线看来像是由大大小小冰柱所构成的花冠。混身包在栓木和皮外套中的前方暸望员，身上满布着籁籁作响的冰甲，常常被冻牢在甲板上和栏杆的绳索上，而不能自由转动。载着这样的暸望员的猎艇就像童话中的冻住小熊的冰山。

　　这真是一种糟糕不堪的特殊的情调！！这种情调中包含着在列宁格勒到喀琅施塔得的航路上“守夜”的艰苦生活。水兵们在接了班二十分钟以后，身上便没有一根线是干的了。下班之后，人人都得走上同一条路，那便是走进“生活服务部”去，这就是说，上轮机室去；在那里，混身湿透、打着寒颤的疲乏不堪的人，可以在开动着的火热的马达旁稍稍烤一烤干，休息一会。

　　薄薄的木头舷板不能把暖气保存在低舱中。在底舱中所造成的条件是凝聚着大量的水蒸汽。保存在底舱里的全部衣服以及床上用品，全都被潮气浸湿了。有时侯会从甲板上落修骤雨，于是铺上便成了水塘，在这种时候，各种设备和武器便需要多加注意和细心照护。然而，全体人员仍旧没有抱怨过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不便。因为，在我们背后屹立着处在紧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居民的生活是艰难困苦。

　　希特勒匪徒们因为要报复在前线上的失利，每夜都在列宁格勒城里扔下数十顿的强烈的爆炸弹和燃烧弹，还用大炮猛轰着。这里，已没有前方后方的区别：城中每一个居民都是战士，都是这个城市的保卫者，每一个战士也都觉得他是列宁格勒人。

　　这时候，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在执行撤退汉哥半岛上的卫戍部队的任务。按照最高总司令部的决定，汉哥半岛上的英勇战士，将充当列宁格勒的保卫者。

　　舰队又须在各种极困难条件下强行驶过敌方布雷区，在芬兰炮兵阵地旁边通过，还得击退德国鱼雷艇的袭击。护送它们的，每一次都是不大的、但是能吃苦的“海上猎艇”。十一月初，我们的固定搭配者，马卡连柯的那艘猎艇，随同舰队出发上汉哥半岛去了。加夫里柯夫一直还在那艘猎艇上服务。

　　到达汉哥半岛之后，艇员们为了躲避炮击，躲在一个岩岛后面。在这里可以休息，可以作返航的准备。

　　十一月七日那天，全体人员集合在甲板舱里收听斯大林的讲话。莫斯科转播着领袖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录音。芬兰各无线电站在空中满布了尖叫声和猪叫声，企图扰乱各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的宁静而镇定的声音。这样便不得不使用逻辑将那些在不可思议的尖叫声中听不清楚的字句填补起来。

　　斯大林的思想是清楚明白的，语言是明确的：

　　“……希特勒寇军屠杀和蹂躏我国和平居民，甚至不放过妇女、儿童和老人。……”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捍卫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奋勇击退兽性敌人的攻击，作出英勇无畏的模范，而使敌人血流成河。……”

　　“说到我们了，”一个年青的信号员高兴地说，“说到海军了……”

　　“你别作声！”猎艇的党小组长打断了他的话。“说到了海军，这就是说他相信咱们……他知道，苏维埃海军是不会骗人的。”

　　“那末就应该证实一下，”马卡连柯的语声传了开来。“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接着，又听见领袖的声音了。

　　“……可是敌人并不因遭受损失而止步，他一点也不珍惜自己兵士的鲜血，竟派遣一批批的生力军来代替已被击溃的部队，并倾其全力以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夺取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他知道冬季对于他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敌人永远也看不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就像他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这话一点也不错！”

　　“瞧，我们马上就要把汉哥半岛的部队送到列宁格勒了，那时候，法西斯强盗只有死路一条了！”

　　“……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来进行歼灭战，那他们定会遭受到这样的歼灭战的。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民族的任务，我们军队和我们舰队战士、指挥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以侵略者的资格侵入到我们祖国领土上来的一切德国人，歼灭到一个不留。对德国侵略者决不留情！”

　　“对呀！”几个人异口同声喊起来。

　　甲板舱里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与会议室里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打成一片。

　　芬兰各电台疯狂地扰乱着。这是一种可怜的企图。全体苏联人民，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反复地说着的话，难道是“无线电的猪叫声”能够压倒的吗！

　　报告的结束使兴奋的人的脸上红光四射，使人们的眼睛发亮，使人们的心脏更快地跳动起来。

　　“……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人们互相握手，互相拥抱。从前存在人们心中的一切东西，有时是不完全明白、不完全确定的东西，如今变得完全明确了。

　　舰队在斯大林同志的历史性报告的鼓舞之下，从汉哥半岛返航。马卡连柯的猎艇负责向跟随在它后面航行的舰艇警告浮雷的出现。水兵们都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坚持站在冰冷的水花的喷发溅之中，注视着黑夜。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艘军舰沉没，那便是使列宁格勒前线上减少了好几百个有经验的、经过锻炼的战士。

　　当我想到一贯爱好自己工作的加夫里柯夫时，我想象他半夜三更怎样站在甲板舱里在航行日记的新的一页上书写着。

　　“芬兰湾，十一月八日，星期五。”

　　“时间：零时零分。我们编在航队里从汉哥半岛驶回列宁格勒。我们在队列中所处的位置是在航队头一舰前面二链。我们已越过尤沙里岛的子午线了……”

　　以后，他跨过甲板舱的恒木，冲着猛烈的风，爬上舰桥，为的是按时去接替艇长。

　　带有闲味的水花热辣辣地打在脸上。一个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

　　“水雷！艇头正前方！”

　　“舵向右正对船舷！信号员，通知各舰：‘航路正中有水雷！’”

　　发出命令的同时，加夫里柯夫将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后退”，并召唤艇长上来。

　　马达轧轧响着，猎艇缓慢地向后退去。艇头左方约三十公尺的样子，有一个黑色的球状的东西在波浪上滚动着。在后面，则有一艘驱逐舰直向猎艇驶来。

　　“‘航路正中有水雷’的信号已传达完毕，”信号员报告着。

　　“怎么一回事？”在暗中氜来了从甲板舱里跳出来的马卡连柯的声音。

　　“就在航路上发现了水雷。”加夫里柯夫向他报告道。

　　“真糟糕，我一点也没有看见，”马卡连柯骂了一句，当即命令道：“传达到后面去：‘航路正中有水雷！’”

　　“已经传达给驱逐舰了。”加夫里克夫回答说。

　　“好家伙！现在得随时报告情况了，不然的话，我在黑暗里是应付不了的。”马卡连柯接着说。他努力仔细地向夜雾中探视着。

　　“真有！”

　　加夫里柯夫将视线从驱逐舰的黑影上移到那个在浪头上翻滚着的黑圆球上，驱逐舰的轮廓是逐渐在增大着，每一秒钟都长出一些来。驱逐舰没法象猎艇那样迅速地制止住运动的惰性向右躲去。驱逐舰与水雷的距离是愈来愈近了。加夫里柯夫向驱逐舰和水雷又望了一眼之后，他明白这艘驱逐舰快要触雷沉没了。在回航中，驱逐舰的尾部正好会撞在水雷上。

　　“艇长同志，驱逐舰没法躲过水雷了！……”

　　“向前冲！”

　　……

　　不远的爆炸震撼了驱逐舰的舰身。水花和飞沫大量地溅在站在甲板上的兵士和水兵的身上。战士们都默默地摘下了钢盔。

　　马卡连柯的猎艇有一部分人员这样英雄殉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特别痛苦的是听到朋友的死耗。有好几个年头我们和加夫里柯夫过着共同的生活。真不愿意相信，这个急性子的、热情的伏洛佳已经不在人世了。

　　加夫里柯夫的死使我感到，我们“四君子”中的其余二个人——伐尼亚·波柯夫和米沙·阿莫辛，对我是更为可贵了。那时我应该移转到列宁格勒去作冬休，但是波柯夫不在基地上。他还在担任保护潜艇的勤务。直到我要出发的那天，他才回来；于是我知道了下面这一个故事。

　　在船队签名走的是两艘扫海舰，接着是两艘潜艇，航队两旁是几艘海上猎艇。波柯夫的猎艇位处在左方，比第一艘潜艇稍往前一点。在猎艇上有小队长波恰诺夫和政治委员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柯切杨。

　　夜间，不大的、可是沉重而且寒冷的海浪，有节奏地拍打在船舷上。投弹班长听见艇首左方有柴油马达的声音，于是就报告了波柯夫。

　　是！”波柯夫说了之后便把钢盔除下，以便听得更清楚些。从西南方真的有柴油机的轧轧声传来。

　　波恰诺夫向船队作了警告，并命令迎着那声音驶去。他发现了敌人之后，便要用战斗缠住敌人，好让潜艇安然地在水底下驶开。

　　“波柯夫中尉！”柯切杨镇定地说。“潜艇是必须驶出去击毁德国人的交通线的，请您记住这一点。”

　　政委这是在对艇长说话，但是，全体人员全明白，他是要全体人员都记住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

　　“艇首正前，有黑影五个！”信号员叫喊着。

　　波恰诺夫和波柯夫几乎与信号员同时看见了那几艘法西斯匪徒的小艇的拉长了的黑影。这几艘小艇是一艘接一艘地向护航队横切过来。

　　“按照罗盘，向右真四十五度！”波柯夫发出了命令，他改变了航行方向，准备战斗。

　　“左舷四十五度，对准敌艇……射击！”

　　大炮吼叫了。火光把所有站在甲板上的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发过炮之后，夜显得更为黑暗。投弹班长用机枪打出了两梭长长的子弹。艇尾炮也发了炮，接着又是艇头炮发炮，猎艇上的炮的吼声和机枪的有节拍的格格声汇合成为一阵紧密的轰鸣声。战斗地区被炮弹弹道和密集的机关枪弹照射得通明。从猎艇上望出去，可以辩别出几艘敌舰的高大的白色舰身。从敌舰上抛出了鲜红的弹道线，与我们这艘猎艇的白色弹道线相交织。波柯夫遵照波恰诺夫的计划，直对着敌方为首的一艇横切过去。它们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后缩短到只有一链了，于是，大炮便用直接瞄准射击了。

　　艇头炮的炮长已倒在甲板上了，瞄准员用手护住血污的脸，靠在甲板舱上。水兵长洛巴诺夫奔到炮座跟前，接着又有一批炮弹没头没脑地落在敌方的头一艘的小艇上。一颗炮弹在敌艇的指挥桥上爆炸，另一颗炮弹的弹道正好射在艇舷的吃水线上。

　　投弹班长抓住机枪，用长串的机关枪对着第二艘法西斯小艇射击。这几梭子弹的弹道都贯入了敌艇的艇舷和上层的舱室。敌艇的船舷上蔓延着迅速移动的火花，在艇尾后面可以看见一圈圈的烟。

　　“弹药！”投弹班长叫着，但是没有人将弹药拿给他，弹药搬运员手上捧着一匣子弹一动不动地躺在甲板上。

　　柯切杨从指挥桥上跳了下来，抱起子弹匣送过去，接着便守在这个第二机枪手的岗位上。机枪重新又吼叫起来了。

　　再打了几排机枪和几发炮弹之后，那几艘德国小艇一下子都躲到浓密的烟幕后面去了。

　　投弹班长放下机枪把手，马上笨重地倒在甲板上；在战斗时，他的腿已经打断了。

　　柯切杨叫来了救护员，帮他端正好夹板，将这位勇猛的班长的腿包扎好。

　　瞄准员坐在轮机间的舱口上。他用绷布压在脸上。

　　“眼……正打在眼上……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摇摇晃晃地反复说着。

　　波柯夫回到指挥桥上，报告波恰诺夫，军械设备都完好无损……二人阵亡，二人重伤。

　　助理艇长报告了赶上去与船队连接起来的航向。在猎艇艇首旁边又响起了波浪的骚音了。

　　还不到十分钟，突然发生了一下剧烈的爆炸，将波柯夫抛了起来。……这位中尉的背撞在机枪上，眼前是一片漆黑。

　　波克夫清醒过来的时候，四周是静悄悄的。在他上方的天空上有星星在闪耀。

　　“我为什么躺着？为什么马达不响？发生了什么事故？”波柯夫中尉试着爬起来，差一点翻出舷外去；政委的有力的手恰好就在这时候抓住了他的肩膀。

　　“小心！别作剧烈动作！”

　　波柯夫由柯切杨扶着，站了起来。他的膝盖籁籁地、不断地抖着，脚跟和腰部都在作铜。眼前有五彩缤纷的小圆点在飞舞。波柯夫困难地换着步子，向甲板舱走去，接着便惊讶得站住了：怎么在甲板舱后面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炮，也没有甲板呢。

　　柯切杨扶着波柯夫走到轮机室的舱口跟前。在轮机室里，机械员彼都柯夫和轮机员们站在齐膝的水里，用锲木和布片向马达下面填塞。在隔壁舱里，轮机班长用着铁棍在努力撬动一架破坏了的辅助马达，企图把它装置起来。现在，全体人员的生命都系在这部马达上了，假如把这部“活轮儿”（水兵们是这样亲热地称呼这部马达的）装好，那末便可以将舱里的水抽出去，可以开动其余的马达，也可以拍发关于出事的无线电报。

　　一列水兵已经用水桶将会议室里的水拍了出去。水兵长和炮手们在制造木筏。助理艇长在领导填塞艇身上的孔洞。波恰诺夫在指挥桥上领导着维持猎艇不沉的斗争；波柯夫依照他的命令，走到无线电室去。

　　“中尉同志，收报机是完好的，”无线电员法拉丰诺夫报告着。“没有收到拍给我们的无线电报。经过检验之后，确定发报机是损坏了。现在必须在有电流供应的条件下再作检验。”

　　无线电员发觉艇长脸上的血，便掏出自己的干净的小手帕给他擦干净，同时又问道：“猎艇好象只剩下不多的一部分……我们会不会马上就沉下去了？”

　　法拉丰诺夫相信，猎艇马上就会沉没的，但他并不离开他的岗位。

　　“我们还可以游一会呢，”波柯夫回答他。“请您在电流通过时检验一下，不过不要压住电键。请您马上给我一张空白的电报纸。”

　　波柯夫中尉迅速地用密码拟好一封电报，交给无线电员说：“请您在得到我或政委的命令时拍发出去；或是，或是，假如到了最后关头，那末您就自动拍出去好了。明白吗？”

　　“完全照办，明白了。”

　　“在拍发的时候，请您自己填上约定的代号。艇上的文件请您准备好销毁。”

　　“是！”

　　这时候，法拉丰诺夫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块镜子的碎片递给波柯夫。波柯夫吓了一跳：在镜子里映照出的是一个乌黑的、不认识的脸庞。嘴角撕破了，鼻梁压断了，眉毛也切破了，半只眼睛睁不开了；这样，就使得他的脸认不出来了。

　　波柯夫归还了那片镜子，走出无线电室，这时候他才感到鼻梁上和眼睛旁边有点痛。浑身感到软弱无力。

　　波柯夫倚在桌子上，开始观看航图，并作着最后的决定：猎艇的艇首炸掉了，马达都浸在水里，辅助马达也损坏了，敌人就在几哩外面，但是到我方最近的岛屿却有几十里路远。其余几艘参加护航队的猎艇，都负有保护潜艇的责任，现在是不能给予什么帮助的。

　　助理艇长的报告是不很愉快的。原来，主要罗盘在爆炸时已飞出舷外，甲板室的驾驶罗盘则炸坏了。虽然作了一切努力，猎艇的下舱仍还浸在水里。助理艇长已命令编造木筏，将食物和武器搬载在木筏上。

　　“知道了，”波柯夫回答，“您可以走了。”

　　他一个人留着，从内衣口袋里拿出党证打了开来。党证的纸张上印上了刚才撞在机枪上的痕迹，并且稍微有些潮湿了。在那张小小的相片上有一个双眉紧锁的剃光头的少年。当时，他也是困难的：他是用顽强的劳动和不眠的夜晚争取到斯大林助学金的，这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们知道。相片的右方是学校里政治部主任的签字。政治部主任将党证交给他的时候对他说：

　　“你必须诚实、正直、坚强，这样你才可以争取到自己所应有的东西。党永远会帮助你，给你指出正确的道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堡垒是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

　　“不错，他是对的。绝境是不会有的！”

　　这时，从传话筒中传来了信号员的声音：“艇长同志……海里有人在叫唤……”

　　波柯夫将这一个红色的小本子藏好在单制服的胸袋里，迅速跨过甲板舱的横木走出去。他屏止呼吸，向静处倾听。

　　“这……里……呀！……”　　

　　这叫喊声虽然微弱，但是听得相当清楚。

　　“水兵长！把救生艇放下去！”波柯夫命令着，接着他问站在舷旁的水兵们。“谁去？”

　　“我！我！我！”有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来。

　　救生艇离开了猎艇的船舱，消失在黑暗中。

　　波柯夫走到轮机室的有亮光的舱口，召唤机械员。机械员彼都柯夫报告说：“中间一部马达的转轴卡住了，不能转动，两旁两部马达浸在水里，要等水从舱里抽完之后才可以检查。辅助马达已经装好，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将它开动了。”

　　“把水　完得多久？”

　　“四十分钟的样子。”

　　“舱里弄干之后，一切都弄好，检查马达，又得多久？”

　　轮机员耸耸肩。

　　“这很难说。马达损坏得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根据初步检视来判断，总得一小时半到两小时。”

　　波柯夫算了一算。

　　“这样说来，连抽水算在一起，一共得三个钟头的样子。”

　　波柯夫瞧瞧夜明钟的表面，时针指在十二点差一刻上。

　　“就是这样吧，彼都柯夫同志，”他说，“我给您两个钟头，搞好一切。否则的话，我们来不及在天亮以前开走，那末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知道了，中尉同志。”

　　彼都柯夫的脑袋消失在舱口里了。总政治指导员柯切杨跟着他走了下去。

　　柯切杨告诉轮机员们，轮机班的机械员请求艇长给他三个钟头，把马达弄好；艇长答应了两个钟头。

　　“你们多节省一分钟，拯救这艘作为是我们舰队的战斗单位之一的猎艇的机会，也多增加一点，保存你们自己的生命的机会也多增加一点，”他这样解说着。“而你们，乃是列宁格勒的保卫者！因此，你们更应该缩短艇长所规定的时限。好吧，工作吧！”

　　在辅助马达的抽水之下，水兵们同时还用水桶开始排水。

　　当划手的沉重的呼吸声已可听到的时候，波柯夫一直还坐在舱口上。

　　“接住绳子！”听到水兵长的声音。

　　大家费力地把一个浑身湿透、牙齿在打战的水兵拉到甲板上，接着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波柯夫和波恰诺夫不时地看表。工作的进度是缓慢的，但是离天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波柯夫忍耐不住这种痛苦的等待，他走下甲板。在　干了的那一间舱里，轮机员们正在把马达上的螺栓扭紧。彼都柯夫在忙着收拾气化器的过滤器。

　　“喂，‘马达的灵魂’，时间不多了。快把它弄好吧？”

　　“艇长同志，再二十分钟就弄好了。我们还要换一换发火栓，那已经从中间那部马达上拆下来了。过滤器已经洗好，只剩下装配工作要做了。”

　　“好，我等着听到你把机器安装好的报告，”波柯夫用这套官腔掩盖住他内心的高兴；但是，对小队长和政委他却兴高采烈地报告道：“他们要求三个钟头，我虽然知道，这工作得搞四、五个钟头，但我只答应了两个钟头。可是，他们只用一个多钟头便把机器搞好了。这些小伙子真棒！”

　　从轮机室里传出了一阵螺旋钳的声音和不很响的敲击声。在无月的明朗的天空上，有星星在闪耀。

　　波柯夫背靠着罗针箱思索着：“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战斗的当儿，我们离开护航队适得其到哪里了呢？后来又飘到哪里呢？……周围一座灯塔、一点灯火也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测算呢？……如果所有的罗盘全不能用了，怎么决定所需的航行方向呢？……星星……见鬼！怎么可以把星星忘了呢？我们的祖先都已经知道根据星座来测算航程的了！”

　　“艇长同志，马达修好了。可以试车吗？”传来了彼都柯夫的声音。

　　“好！开起来吧。”

　　机械员的头藏入舱口里去了。在甲板上，大家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候着马达最初发动的声音。由于紧张，波柯夫的头又痛起来了。

　　空气的骚动声，磁石发电机的呜呜声……接连传出来了；海面上响起了马达的吼声。

　　“接上灭音器！”

　　原来在这种沉寂的环境中，马达的吼声在敌人盘据的海岸上都可以听得见。心剧烈地在跳动着。波柯夫瞧瞧表：轮机员们节省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机械员又在舱口出现。

　　“马达已做好准备可以接受负荷了。用倒车走吧？”

　　“好的，”波柯夫同意了，但要求他特别注意连接的离合器，因为这些离合器是不能指靠它们打长时间的倒车的。“万一发生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请您马上减低转速，采取必要措施，并且报告上来。”

　　他转身向小队长波恰诺夫说：“准予行驶吗？”

　　“好的！”

　　波柯夫扳动机械传话器的把手，先扳在“低速后退”，过了一会儿之后，扳到“中速后退”。猎艇复活了，整个艇身都颤动起来，开始向祖国的海岸驶去。右方垂直线上闪亮着明亮的北极星，这是无罗盘的船只的唯一的领航者。

　　早晨四点，西方传来了柴油机的轧轧声，接着出现了几艘大舰的黑影，在向猎艇赶来。

　　瞄准手们守在瞄准器旁，将机枪和尚还完好的一门炮对准为首的一艘船的黑影。波柯夫挺起身来，把面转向艇尾。

　　他宣布，最困难的考验已经在面前了。波柯夫中尉对于他的艇员们是信任的，他相信，艇上全体人员不会使海军，使列宁城的保卫者的荣誉蒙受耻辱的。

　　“我们要再强调一遍，”他说，“波罗的海的海军人员是宁可死于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而不愿蒙受被俘的耻辱。我们要战到最后一口气！战到最后一颗子弹！活着的人便得将猎艇炸毁。助理艇长，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是，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水兵长，将国旗钉在旗杆上！”

　　“是，钉好国旗！”

　　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向无线电室叫道：“拍出电报！销毁文件！”

　　柯切杨握住波柯夫的手。他感动地说：

　　“好样的……做得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做的。”

　　总政治部指导员走向炮手班，站在装弹员的位置上。在他服海军兵役的年代中，这是他的专业。

　　“同志们！要象布尔什维克的样子，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他说。

　　“对啊，政委同志，让他们认识认识波罗的海战士吧！”

　　波恰诺夫和波柯夫并排站着。

　　“好吧，我们开始吧。”他发言了。“开火。”

　　“请您准许稍等一等：让他们走近点，我们可以用直接瞄准射击。每一发炮弹都可以打在目标上。”

　　“好。”

　　黑影迅速增大起来，柴油马达的声音是愈来愈响、愈来愈清楚了。一会儿，已很近了。

　　“对准为首一舰！……直接瞄准！”

　　“艇长同志，这是我们的扫雷舰！”信号员用尽全力叫了起来。

　　波柯夫定睛细看，不错，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了，驶来的正是已将潜艇护送出去的扫雷艇。

　　“发出招呼信号！”

　　信号灯闪照起来。从扫雷舰上发来了回答：“停车！”

　　于是，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叫道：“电报作废！文件不要销毁！”

　　十分钟之后，一艘扫雷舰驶靠猎艇，抛过了绳索。

　　我怀着不能掩藏的欢愉和自豪的情绪望着我的好友，望着他的受了伤的脸和斑白的头发，想着：“我能不能象波柯夫，象加夫里柯夫那样行动呢？”

第九章 被封锁的冬季

　　严冬很早便到临了。厚厚的冰层封锁住了涅瓦河，街道上堆起了高高的雪堆。

　　猎艇一艘接一艘地被拉到堤岸上，以便进行冬季修理。十一月十五日，轮到我们的猎艇进行修理了。水兵们用铁棍和撬棒在冰面上敲出一道沟来，系上绳索，用手将猎艇推到滑车上。

　　“抬上点！……稍微抬上点！”

　　载着猎艇的滑车慢慢地爬上岸去。从艇身上淌下来的水，立刻凝成长长的冰条了。近傍晚时，我们的小艇已经安顿在修船的浮椿上；要待整整一个冬天呢！我们有点难过起来：我们，连船带人，就这样与海洋失去了最后的联系。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我们花了两天功夫，将马达和机件从猎艇上拆卸出来，把它们安放好之后，我们就搬到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冬季营房里去。离开猎艇时，我在会议室的食橱里找到一满罐精炼的牛乳咖啡，就拿来作为“后备品”。在我的防毒囊中有两条巧克力糖，那是在某一次航行之后余下的。这就是我的“紧急备用品”了。

　　列宁格勒已进入了严酷的被围状态。许多房屋的墙壁弹痕累累，好像生了麻斑一样。一些用胶合板蒙上的窗户像没有眼珠的眼眶似的瞠视着。在街上只能偶尔看见几个女人或男人，而且都是在军队里服务的。站在街上的民兵们肩上都背着步枪，腰上都挂着钢盔。

　　芬兰湾岸旁那些空旷的、发着空洞回声的穹形的冬季营房里，又暗又冷，水兵们放下背囊，便布置房屋作为过冬的住处，按照习惯把房间称作船舱。宽大的窗户上蒙的是胶合板和毡子，只有在角上还留着小片的玻璃，冬季微弱的阳光是几乎照不进来的。轮机员们弄到了一个空铁桶，做成一个小炉子。

　　晚间，我上我的水兵们那里去看看他们，就好像回到石器时代一样：四角黑洞洞的穹形的小房间，就像是洞窟一样。罐头筒做成的原始油灯用微弱的光芒照着这个洞窟。灯盏中掺杂着的煤油冒出浓厚的煤烟来。水兵们穿着大氅坐在炉子边，默默地注视着发出毕毕剥剥声音的木柴。

　　“这样子是不能长期忍耐下去的，”我想着，“不好的食物、寒冷和肮脏，都会引起疾病，使士气低落，体力衰退。维生素不足，再加精神萎靡，可以引起坏血病。……不行，这样是不行的，……应该要斗争！”

　　“喂，弟兄们，干嘛发愁？”我坐下来说。

　　“在城里怪不好过的，”贝莱伊低低地回答道。

　　“我们离开这里才半年，想不到这里的情形这样不好，”吉莫菲也夫说起来了。“今天我妈妈来找我，给我一百二十五公分的面包。……那种面包，你们应该见识一下才好，那简直就是糠和化学纸浆……又重，又湿，简直是一块湿土！我把我自己的口粮给她，可是她不肯拿，只是说：‘我的好儿子，多谢，好儿子……’要想哭，可是眼里没有眼泪，哭不出来。”

　　吉莫菲也夫用手掩住了脸，这时，从暗处传来了斯列波夫的声音：

　　“昨天阿莫辛的艇上的信号员的家里，落了一颗炸弹，把他的母亲、父亲和两个小妹妹全埋了起来。房屋就像是一堆瓦砾，连掘都掘不出来。”

　　对于大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回答，或者是应该鼓励他们一下。但是，说什么好呢，怎么说好呢？我已有三个月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家信。这时候，德国军队已攻下了莫若伊斯克、波德索尔涅奇诺伊、雅赫罗玛，而迫近斯霍德尼亚。斯霍德尼亚是离莫斯科只有三十公里的一个避暑的地方，我的整个童年，几乎完全在那里度过的；眼看它也要给德国人占据了！现在，我的父亲在哪里呢？母亲在哪里呢？兄弟在哪里呢？

　　我的痛苦的思想为愤怒和仇恨所代替了。

　　“不错，城里是很困苦的。……也许，还会更困苦；但是，我们的精神不能消沉下来。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迅速地突破包围，将德国人赶出列宁格勒，并且把他们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完全赶出去……”

　　“我们的精神是不会消沉的，”贝莱伊打断了我的话说，“只是不明白，我们待在营房里，怎么能把敌人赶走呢？”

　　“这里有马留丁和冈察洛夫，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可以帮助前方的，可以用大炮打德国人，”伊凡诺夫也插进来说。“在海岸火力点上，还继续在作战，我们却好像要等到春天才能出去打仗呢。”

　　“我们就像那些猎艇一样，给收藏起来了！”加夫里洛夫咕哝着说。

　　“假如去打游击，那多好！”吉莫菲也夫热情地叫了起来，他的黑眼珠里闪着亮光。“那末我可以把那些德国鬼全掐死……用牙齿把他们撕得粉碎！……只要活着，我就要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中尉同志，放我去参加游击队吧。”　　

　　人们活跃起来，骚动起来了：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不错。这把我的心也打动了。

　　别洛波克挺直了身子，挥舞着两臂，急躁地批评吉莫菲也夫说：

　　“你怎么了，你拿我们不当人吗？你以为我们不如你吗？‘打游击去，打游击去……我可以把那些德国鬼全掐死，我可以把他们撕碎！……’那末我们呢，照你想来，我们是些什么人？你这个个人主义者！……你在海上航行过了，可是没有学到什么。”

　　吉莫菲也夫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

　　“不对，照我看来，应该要有另一种做法，”别洛波克向大家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把我们全体人员组织成一个游击队。”

　　“对哇……不错，……这主意出得真好，”周围许多人都这样叫起来。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有经验的，机警的……我们可以到敌人后方去把事情搞得轰轰烈烈。你们想想看，我们这里什么专门人才都有：有轮机员、电气匠、射击手、机枪手、设雷员……假如夺获到一辆法西斯的坦克，我就可以把这辆坦克完全装备起来。”

　　斯米尔诺夫在整屋子的骚动声中跳上了铺板，举起手来：“安静些！……安静些，兄弟们！”

　　大家都不作声了。

　　“假如你们加入了游击队，这也并不等于说，马上就可以打游击了。……应该先有一个纪律……”

　　我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每一个部队，包括游击部队，都应该有秩序，有指挥员。我现在建议，请我们的中尉同志来当游击队的指挥员。”

　　于是，人们又骚动起来了。我站起来说：“你们对于我的信任，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先要谢谢你们；可是，请你们别忘记，你们还不是游击队员，我也还是一个艇长。大家请坐下来。”

　　大家都在炉子旁边的床铺上坐了下来。

　　“在去参加游击队之前，总得先学习一下。我们得好好地研究步兵的武器；但是可惜得很，你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步兵的武器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得熟知可以卤获来的武器。我们得很好地知道爆破作业，善于爬行，学会进行白刃战，判断地形，还要学会其他许多东西。所以我要建议，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来学习这些东西。游击队员应该是最坚强的，灵活的，刻苦耐劳的，能够忍受任何长途行军的艰苦，并且不怕严寒。关于必须作早操的命令，至今也仍还是个命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得更加努力做早操；要知道，每一个身体不好的、孱弱的、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在部队里只会成为负担。”

　　我们一直谈到吹熄灯号的时候。

　　最后，大家都就寝了，我也上军官舱去准备就寝。各猎艇的军官几乎全部住在这间充满着炉烟的又大又冷的房间里，然而，这房间还只被占据一半，因此便显得更其冷了。阿塞也夫、阿莫辛、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当我盖上被窝的时候，被单像是一层新冰似的籁籁地响起来。我牙齿打着冷战，把水兵们的心情说给他们听。尤里·费多罗维奇和阿莫辛告诉我，几乎每一艘猎艇上的人员都作过这类的谈话。

　　早晨，领导上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对我们宣读了一道关于合并为一个联队的命令。全体军官和联队的领导机构人员会了面；领导方面交给了我们一些冬季的基本任务。在封锁的环境之下修理猎艇，是于作战一样重要的。以后提出了一项任务：充分训练猎艇上的全体人员，以便能在陆上前线作战，维持市区的革命秩序，并能在海湾方面担任防守。此外，我们还得钻研过去的航行的经验。当场宣布了修理猎艇的计划，训练水兵的计划，以及举行关于战争经验讲演会的日程。关于要将我们使用到陆上前线这一问题，分队长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应该作充分准备。

　　会后，我们这一小队的军官们聚集在指挥部的房屋里，商量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办法。大家推派阿塞也夫给水兵们讲授怎样使用步兵的武器——步枪和自动枪；阿莫辛担任讲授地形学和“步兵战斗条例”；我担任讲授工兵作业和爆破作业。各猎艇的人员改编为班，排，连。从第二天起，便得按照作业时间表开始学习。

　　第二天，我们分散在营房的大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练习爬行，扔手榴弹，战斗跃进。到处响着一些对于水兵们的耳朵不习惯的口令：

　　“散开！向房屋右方那棵树，跃进，冲呀！”

　　“右方有坦克出现！”

　　“向大树左方孤立的土木堡垒匍伏前进……冲呀！”

　　“向机枪射击！掩护侧翼！”

　　在海湾的冰面层上则进行着迫击炮动作的训练。

　　在院子的一角，用刺刀无情地刺着假人，刺得肚子里的稻草都露出来了。

　　“向右上方，回击！”

　　“左方掩护起来！”

　　大家严肃地学习着，尤其是因为“步兵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那些讽刺“步兵妈妈”的俏皮话，也愈来愈听不见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很快便将汤喝光了。我们的汤是半钵子水，上面浮着几颗大麦粒子；接着第二道菜，两小勺豌豆泥，也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位还在本人的一份饭之外添上了一块“封锁点心”，这是一片薄薄的湿面包，上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芥末，再撒上一层胡椒和盐，大家都相信这是很好吃、有滋养、并且有好处的。

　　十二月二十日，我被派在城市里担任夜巡工作。我接到命令和夜间口令之后，便带着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走出营房。街上是寂静而寒冷的。羊皮短大衣压在肩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吃了一个月半饱的伙食，使我感到，防毒面具匣就象是一块几千斤重的砝码，握在手上的步枪老是在向前垂去。我们默默地在荒凉的街道上走着，每走一步都要颠踬一下。在黑黝黝的像天鹅绒似的天空上，亮着像圆头针似的闪烁的星星。淡绿色的月光照亮了房屋。房屋的两旁和街心上堆积着巨大的雪堆。蒙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冰花的电线，像冻僵了的蛇那样悬挂着。还有一些没有窗玻璃的拖车陷在雪堆里。城市好像死了似的。但我们知道，在列宁格勒有的是生命，而且是坚强的生命，不然的话，此刻在这城里走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德国人了……我们沿着大马路走到第十二号街，停下来休息。我吸入马霍烟的香甜的烟气，眺望着我们学校的那座黄色建筑物。那边就是我们的教室的窗户，我曾在那里学习和梦想过的。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在第四号街和大马路拐角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旧皮大衣，还包着头巾。他的苍白而带菜色的脸和雪的颜色差不多。

　　伊凡诺夫俯身对他说：“公民，您怎么样了？”

　　他的眼皮慢慢地张开，接着又合下去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送到救护站去。抬了十步的样子，伊凡诺夫就喘息起来，加夫里洛夫的脸上也淌出汗珠来。

　　对于饿瘦了的水兵们，一个人的重量也太大了。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稍稍休息了一下，重又担起了这个人。他们的步枪和防毒面具由我背着。又走了十五公尺的样子，我们三个又都站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再走了五步，我们又不得不作第二次休息了。

　　“水兵同志……别费事了……我反正活不成的，”这个陌生人突然用微弱的、断续的声音说道：“不对的，老先生，你还要活下去的，”加夫里洛夫安慰他。

　　“老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在街上？”伊凡诺夫探询道。

　　这个人好久不作声，后来低声说：“我……背我的老婆……到坟场去……还没有背到，……力气没有了……就扔了……我也跌倒了……爬不起来，人人都没有力气扶我起来……”

　　加夫里洛夫从防毒面具匣里找出了一小块面包，这显然是晚饭时省下，准备在夜间充饥的。他拿在手里翻弄了一会，打算掰为两半，但后来把一整块全递了过去。

　　“您拿着吧……吃吧……”

　　眼皮颤动了一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下巴颤动着，他的手做出一个要接这块面包的动作。像是着了魇的眼瞳盯在面包上。

　　“您拿着吧……吃下去可以增加一点力气……”

　　一只手没有生气地放在雪上。眼神的光彩消失了：“不行……我不能拿，我反正快完了，我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你们……还有用……多谢，同志们……”

　　加夫里洛夫几乎是强迫这个病倒的老人吃下这块面包。伊凡诺夫捧了一捧雪来代替水，捧到这个不幸者嘴边。

　　后来，我们又拖拖拉拉地前进了。老人竭力想帮助他们两个，费力地跨着腿。可是，走了二十来步，伊凡诺夫绊了一下，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跌在雪堆上了。加夫里洛夫迅速地爬起来，但是伊凡诺夫却继续躺着，像一匹被鞭策的马一样在喘气。最后，看见一个红十字标记的大门。

　　现在是我和加夫里洛夫在拖这个人，伊凡诺夫背着步枪和防毒面具匣跟在后面。又经过两次休息之后，伊凡诺夫接替了喘不过气来的加夫里洛夫，接着，我们便走进了医院救护站。

　　两个穿棉制服的志愿救护队女队员接待了我们。

　　这两个少女给病人按了脉搏，作了听诊；我们在原地踏了一阵步，后来便悄悄地走出去，走到街上，在街上卷起烟卷来。

　　我疲乏地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为什么有一个救护员向我们赶来，”加夫里洛夫说。

　　一个救护员迅速地向我们走来：“水兵们，那个公民要请你们回去一下。”

　　“干什么？”

　　“他要谢谢你们。你们救了他的姓名，给了他吃的。”

　　“这算什么吃的，”加夫里洛夫挥挥手。

　　这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已在远远什么地方频繁地响着。

　　“您瞧……我们不能回去看他了。请代我们问候他，祝他恢复健康。”

　　“那末总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回去该怎么告诉他？”

　　“我们是波罗的海水兵。这就行了。”

　　天空上爆发开高射炮弹的黄色弹烟，探照灯的淡白色的触角消失在无云的高空中。几架看不见的“容克”机用沉重的低音在吼叫着。传来了愈来愈近的炸弹的啸声……接着，脚底下感到一阵震动，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重的爆炸声。

　　“六秒钟，”加夫里洛夫数出了炸弹爆炸与听到声音的时间间隔。“离这里一千八百公尺。”

　　“这是炸在黑河旁边什么地方，”伊凡诺夫确定地说。

　　早晨五点钟，有人来替班，于是我们便回到营房去。我去见了值日官，报告了巡逻时间内所遇到的事情；接着便回到舱里去了。我拿出了一块晚饭时省下来的面包，已经准备吃了，但突然想起了加夫里洛夫，于是便走到水兵的舱室里去。

　　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在炉子上煮水，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伊凡诺夫拿来了三个杯子，倒上了开水。我和他每人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三分之一，递给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看也不看地说：“艇长同志，这是不必的。……您的工作比我们多，您还要照顾我们大家。”

　　我一定要他接下面包。我们烤着火，喝着开水，颚骨微微地颤动着，咀嚼着在牙齿上籁籁作响的面包。

　　后来，我勉强地走到我的铺位前，看见阿塞也夫嘴旁的被窝上的冰花，我便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毫不踌躇地穿着羊皮短大衣和棉制服钻到被窝下面去了。但是，早晨醒来时，我对于当时这种软弱行为感到了羞愧，我立誓永远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了。

　　虽然是紧张的学习，而且夜间还在市区担任巡逻，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这种类似无所事事的情况仍然感到厌倦；因此，每天都有人打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我们花费了好些时间向他们解释，专门的海军兵员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培养一批海军兵员需要好些时间、劳动和经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久就可以到舰艇上去服务了。

　　新年到了。别洛波克在准备举行音乐会，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队。每天晚间可以听见舱里传出吉它的声音，以及手风琴的嘈杂急促的鸣奏声。水兵们围在烧得很旺的火炉边，唱着战时已经编出来了的新歌：列宁格勒之歌、演奏吧，我的手风琴、蓝头巾；但用的是不知作者是谁的新歌词。这种集体的歌唱是多么能够鼓舞人啊！它多么好地帮人派遣愁闷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斯米尔诺夫的铺上，紧紧地挨着他。他两手搁在脑袋后面，闭上眼睛，唱道：

　　“火焰在小火炉里盘旋，

　　木柴上的树脂像眼泪般淌着，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水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铺上，怀着深深的忧伤应和道：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在间歇的时候，就弹起了吉它，手风琴也喘息起来了。在别洛波克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西伯利亚、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有一艘猎艇上的舵手，把头靠在手风琴上，可怜巴巴地叹息着，他闭着眼睛在演奏，阴影奇特地投射在他的瘦削的包着黝黑的皮肤的脸上。

　　“就在这冰冷的土屋里，我也是温暖的，

　　因为，这里有你的不会冷淡的爱情……”

　　歌唱停止了，在袭来的沉寂中只听见木柴的毕剥声。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我向别洛波克说，“唱一支你自己作的、快活点儿的歌曲吧。”

　　他奏了几下和音，便唱了起来：

　　“在战争的雷声轰鸣的地方，在北海舰队，

　　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队中，

　　在猛烈的、迅速的、近距离的战斗中，

　　都有‘猎艇’的炮火直接射击敌人。

　　在松木造的猎艇上虽然没有铁甲，但这里面的兵员都像钢铁一样的坚实；

　　他们是忘我的、坚定的、勇猛的、严峻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快，什么是忧郁……”

　　“空袭警报！”值日员这样宣布道。

　　水兵们从铺上起来，拿起武器和防毒面具，向战斗岗位奔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和夜茶是在晚上十一点端上来的。管理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每人一个小麦面做的小面包和五十克的葡萄酒。加上这样的点缀，我们这顿晚餐简直有点考究了。

　　大家一致地举起杯来：“为斯大林干杯！为胜利干杯！”接着在古老的拱门下响起了“乌拉！”“我们的斯大林万岁！”的雷鸣般的喊声。

　　凡是会一点什么的人，全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最成功的当然是别洛波克，他又参加乐队的演奏，又担任伴奏，又担任独奏，又表演了一个用吉他伴奏的自弹自唱的节目。大家一遍又一遍叫他再来一个，直唱到他的吉它的琴弦断掉为止。

　　音乐会之后是放映电影。那部令人愉快的影片“四个人的心”带我们回到幸福的战前岁月中去。我们尽情地笑着，硬要放映技士把我们最喜欢的那些镜头重开了好几次。

　　一月十六日，在分队党员大会上，我被接受为候补党员。

　　我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好些时候才写好；关于这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怎么写，则考虑了更久。我怎么也不能把我希望入党的理由好好地写出来。写出来的话总是夸张的、浮面的。那些漂亮的、一般性的话不能表达出我的心情、我的内心世界。我写了八张纸，最后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接受我为候补党员，因为我愿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并肩消灭敌人。”

　　我没有作任何修改便把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了。接受入党的那天，我是十分激动不安的：“假如突然因为我太年轻而不通过我入党呢？而且，在过去的航行中，我一点也没有表现出……”

　　本部队的共产党员们一致通过，接受我加入列宁的党的队伍，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竟想不出话来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项信任。我自己老是反复地念着海员诗人阿列克谢·列别吉夫的作为遗言的诗句：“人要用劳动和战斗来检查灵魂。”

　　我知道，列别吉夫直到他临死的时候，都是忠于他这句话的。

第十章 猎艇的修理

　　已交二月中旬了。城里的情形愈是困苦，我们的团结愈加坚固。由于艾尔米达日博物馆的被毁，由于基洛夫歌剧院被炸弹炸掉一角，由于苏沃洛夫大街的满是伤员的医院被焚，由于许多房屋倒坍埋葬了许多居民，由于冻饿而死的人们，由于孩子们的脸庞变得像老年人一样，由于十八岁的姑娘们头上出现了白发，我们一致地憎恨法西斯匪徒。

　　每天，生活的节奏——“城市的脉搏”，从“无警报”的有节奏的拍子变为频繁的战斗的节拍。希特勒匪徒们疯狂地、残酷地继续用大炮盲目轰击这座城市。在街上，时常有被弹片击中的妇孺倒在地下。只消在列宁格勒的冻僵了的、埋在雪里的街道上走一走，你就会燃起对敌人的仇恨。

　　修理我们那批猎艇的那片工厂，里面大部分的设备已连同兵工厂和工人们一同撤退到后方去了。留下来的一些车床，因为没有电流而停着。在各车间里统治着的是冷风，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工具，没有材料，也没有贮备零件。

　　水兵们记起了自己未服军职时的专业，学会了新的本领，并且把它教给同伴们。我们在车间里装起了从猎艇上卸下来的小发电机，给电灯通上了电流。小队机械员雅柯夫列夫在垃圾场上找到了一架旧柴油机。水兵们在他的率领之下装好了马达，修好了车床，获得了电力。

　　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从几辆被打毁了的汽车上拆下了一批活塞环，修理了一下，将它们替换了猎艇那部补助发动机上的用旧了的活塞环。

　　我们的猎艇在二月十八日开始修理。我收拾起一点简单的用品，带着水兵们搬到工厂里去住。

　　我们住在一间小房间里，这房间以前是某一单位的办公室。靠墙排列了一排铺着麦杆垫褥低低的床铺，房间中央安着一只拼命冒烟的小火炉。我们这间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被围之冬的奇迹”——一盏暗淡无光的电灯。

　　在这里，在第一天晚上，我和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便编好了工作进度表。我依据水兵们的本来的专业和志趣，分配他们工作。叶尔马柯夫应该去做缠绕绞盘马达里被打坏的电枢的工作；轮机员波路艾克多夫应该去使用璇盘，将各轴杆的轴承和轴头磨圆；斯列波夫则去修理在冰里冻坏了的艇身。

　　第二天早晨七时，我们走进黑暗而寒冷的船坞里。值班轮机员开动了马达，于是，在屋顶下亮起了一盏孤零零的电灯。大家都不肯浪费宝贵的时间，每一个人马上着手进行工作。加夫里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拆下了集汽管和瓦斯管来修理。这些管子有些地方已经烧坏，需要焊接了。别洛波克在那些已经超过了使用期的旧配件堆里翻寻着，捡出了损坏较少的配件当作备件来使用。叶尔马柯夫一面骂着，一面把绞盘电马达的螺丝一个一个拆下来，在这些螺丝上已经结上一层冰。贝莱伊在更换舵轮控制系统上的绞索，将磨坏了的换上新的。大家都按照预定计划工作着，只有斯列波夫一人，我发现他不在工作岗位上。

　　通过艇舷上被冰冻裂了的裂口，可以看见艇首第一下舱的内部。在航行时流入舱里的海水没到了吃水线上，后来被严寒冻结成整整的一大块冰。若要将这一大块冰敲成碎块，然后从舱里搬出去，是需要花许多的劳动力的。可是斯列波夫竟不在工作，我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不破坏工作进度表，我开始用冰槌敲打这块冰，并且决定在第一次休息时间中好好给斯列波夫一顿申斥。

　　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工作，是既不方便而又艰难的。我打了十五分钟的冰便打累了，这样便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这种工作方法是不行的。若要在明天中午以前把这个舱清出来，必须另想一个办法才行。

　　“请准许我，中尉同志，”斯列波夫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您到哪里逛去了？”我责问他道。“工作多得很，时间又是那样宝贵，您怎么可以去闲逛。”

　　斯列波夫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我是想把工作做得好些……快些……”

　　我向下一瞧，看见地上有两桶热水，于是明白了斯列波夫的打算；他要用热水来化这块冰。

　　我们把开水一点一点地浇在冰块上，眼看着冰就融化了。当斯列波夫上厨房去拿第二批开水的时候，我便用铁罐子将舱里的水　出舷外去。两小时之后，这个舱里的冰便清除干净，可以进行修理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短时间之中便把这个舱出清，那是在计划里没有预定好的，因此，修理艇身用的材料来不及供应上。我派斯列波夫帮助贝莱伊去连接舵缆上的绞索；他们是在午饭休息以前便完成了这件工作，余下来的时间，他们便到仓库里把材料和工具拿来。

　　初步的成功使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活生生的人才是计划！

　　在发出休息的信号之后，我马上集合猎艇的全体人员，报告了工作计划的完成进度，并且嘉奖了斯列波夫的首倡精神，他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计划上预定要用二十二小时来完成的任务。我还指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中，只有叶尔马柯夫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作进度。电马达仍旧站在原处，因为严寒把螺帽和螺栓全冻住了，怎么样用力也扳不下来。

　　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对于发明和革新的宣传马上得到效果；但是，午饭后我们在船坞里看见叶尔马柯夫的样子便不同了。他容光焕发地问我：“中尉同志，我要不要把马达送下去？”

　　我惊讶起来：“你什么时候搞好的？忙了半天没有搞好，怎么一会儿便得了？”

　　“我和分队机械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我在螺丝帽上绕上了电线，利用午饭时没有人需要电流的机会，把电源接了上去。电线热起来，油和冰就化了开来，螺帽也就松了，于是……这样就完事了。”

　　我们周围的水兵们全笑了起来。贝莱伊用他的低声说：“斯列波夫，加油哇，你有了一个竞争的人了。”

　　别洛波克拍拍贝莱伊的肩膀说：“我建议你也加入到他们里面去。”

　　这样就展开了争取最快完成修缮工作的竞赛。饥饿、炮击、轰炸，以及在某几个人身上已经开始作怪的坏血病，都不能阻止这次竞赛。

　　由于水兵们的首创精神和各种发明，我们最初就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昼夜，接着是提前了两昼夜；后来，在第四天中已在进行计划上第十天的工作了。

　　余下来的只有这样一点工作，那便是将叶轴线路连接起来，将舵装好。这件工作需要有很高的熟练技术，要求做得十分精密；因为有一片舵不大完好，使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舵是由舵叶和舵轴组成的，舵叶是一片平金属板；舵轴是一根粗大的钢轴杆，舵叶便装置在它的上面——舵轴经由特制的孔道通进船身，用一套设备使它与操纵轴相连接。舵轴转动时，便使舵叶也跟着转动。当船只在航行时，舵叶如果偏离船只的直径平面，那便可以使船只拐弯，使船只回航。

　　秋天时候，每一根舵轴是用三个搁架架好而放置起来的，后来，不知是谁抽出某一根舵轮下面中间的一个搁架。只用前后两个搁架，结果是不行的，这样，这根舵轴的中部便有点儿弯了。校正轴杆和舵轴的工作，即使在平时条件之下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这需要熟练技工在特别车床上来进行的。可是现在，厂里既没有技工，也没有那种车床。

　　和波尼卡罗夫斯基商议了之后，我们决定用手工来校正舵轴。这样便须将舵轴烧热，然后用大槌把它敲直。舵轴的长度使这件工作发生了困难。在那间破烂的的锻铁车间里没有一口锻铁炉是可以容得下这根舵轴的。这样便须临时造一个锻铁炉来：我们挖了一个深坑，在里面放满了煤，还从锻铁风箱里接来一根管子。我们把舵轴的弯曲部分放在火焰上面。当这一部分烧红时，我们便轮流用大槌在弯曲的部位上槌敲。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当我们认为弯曲的地方已经敲直了的时候，便将舵扛到艇边去，想把它装上去。但是，舵轴不能通进艇身上的孔道；因为弯曲的地方虽然用眼睛已看不出，却仍旧还有弯曲。为了确定弯曲的地方，我们用白粉涂在舵轴上，再将它往孔道里装一次。在有弯曲的地方，便将白粉擦掉。于是，我们又把舵抗到锻铁车间，一切又从头开始。

　　这样的操作，我们反复作了三次，但弯曲仍还存在着。我们开始对舵轴作第四次热处理的时候，在工厂厂基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有炮弹爆炸；接着便传来了值日员的叫声：“开始炮击！大家都进防空洞和防空壕去！”

　　“那末舵怎么办呢？”贝莱伊问道。于是全体水兵都转过身来看着我。

　　别洛波克坚决地说道：“现在不能跑开。假如让它留在锻铁炉里，那就会烧过时候，金属结构会发生变化的。假如放在锻铁炉旁边，那末又会造成另一个弯曲。”

　　就是别洛波克不这样说，我也明白这一点的；但是，我当时不能马上决定让大家去冒生命的危险。

　　“用两个人拿槌，开始把舵杆敲直，余下的人在墙边卧下。”

　　加夫里洛夫和贝莱伊狠狠地把槌子敲打在烧红的金属上。打了十下之后，由波路艾克多夫和叶尔马柯夫来接替了他们。近处有一颗炮弹爆炸，弹片像雹子一样纷纷打在墙壁上。波路艾克多夫咒骂了好一阵，狠狠地打上了第一槌。叶尔马柯夫打了十二槌之后便不能再举起铁槌，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波路艾克多夫仍还在打着，他咬紧牙关继续咒骂着。我接替了叶尔马柯夫。我的两臂不一会就麻木了，背上满是汗水。又打了几下，耳朵里便嗡嗡响起来，眼睛前面火星乱飞。不知是谁从我手里夺下了槌子。我记得，槌子又打在金属上的敲击声是无止境地与炮弹的爆裂声交替着。到了黄昏时分，炮击停止了，于是我们将这根该死的舵轴拖到艇边。但是，它仍然装不进去……

　　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请求在夜间继续工作。我准许他们，并且自己也留着不走。夜间三点钟，别洛波克和斯列波夫参加进来。我们把精疲力尽但是仍旧不肯走的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赶走，要他们去休息。早晨七点钟，全体人员又集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已记不清将这根舵轴从锻铁车间到艇旁来回搬了多少次。

　　这一天，我们只在舵轴加热的时候休息。我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在墙上，浸沉在短时间的忘却中，直等到守候加热的贝莱伊和别洛波克高声把我们叫醒的时候。我们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每一个人能够敲打的次数是愈来愈少了。我们将槌子抡起了四、五下之后，便精疲力尽，混身是汗，东倒西歪地离开了锻铁炉。然而，在这个火坑三公尺以外的地方，便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猖獗着。被汗浸湿的衣服便变成不能弯曲的冰甲了。

　　我知道，在肉体这样紧张之下，不管要想早日完成工作的愿望有多强，我们至多也只能够再维持一个昼夜，这以后，这种精神性的紧张是会衰退的。于是我问自己道：“以后怎么办呢，伊戈尔？”

　　幸而在第二天夜将尽时，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将舵轴再抬到艇边去时，它居然装上去了。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就像听到号令一样，全都躺在猎艇旁边的泥地上，马上感到了一种不可形容的疲惫。

　　别洛波克承认，他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假如这一次轴杆还不能装上去，那末我们一定永远没法把它装好了。

　　“修校的方法实在太原始了。想不到竟搞成功了，艇长同志，这真是出乎意外……”

　　“我也在怀疑，”波路艾克多夫接上去说。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敲直，把它装上去的。”叶尔马柯夫这样说。

　　“我们也并不是不相信，不过有点怀疑，你明白吗？我们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不算耻辱。往后我们再不要怀疑了。”别洛波克接替波路艾克多夫和他自己辩解道。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这话不错，”我支持感到不好意思的别洛波克，接着便吩咐大家都去休息。

　　但是波路艾克多夫留着不走。他自愿要用锉子把舵轴上的槌痕锉平。若要舵轴在轴承里转动自如，就必须具有平滑的柱形的表面。

　　下一阶段的工作须从装配桨轴开始。现在，主要的的敌人便是寒冷的。为了能迅速而正确地装配好桨轴路线，，把这些轴杆装上原来的位置，并且装牢螺旋桨，那便得用赤手来工作。可是，手只要和金属相接触，每一次都脱了一些皮。手掌就像被火烧了那样地作痛，螺栓、螺帽、工具，全都不能拿了。

　　我们那批水兵是怎样的英雄好汉呀！没有叫苦，没有怨言。提前把自己的老家——猎艇收拾好，这一个目的全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人甚至还能分出一些精力来开开玩笑。

　　“谢辽沙，假如鼻子碰在铁上，那会怎么呢？”斯米尔诺夫这样问叶尔马柯夫。

　　“你试试看好了，”叶尔马柯夫回答道，“不过我有点担心，碰过治病你怎么还能在好姑娘们中间走运。鼻子使一张脸都变红了，她们会当你是个酒鬼。”

　　技术委员会把我们的修缮工作评为“优等”。这样，就更增加了我对水兵们的感谢。我竭力想奖励他们一下。但是怎么奖励呢，用什么来奖励呢？

　　我将全体人员召集在会议室里。周围的人都是面容枯槁，长满胡须，眼睛全凹进去了，颧骨像是三角板似的在羊皮纸似的皮肤下面凸出来。这时候，我对他们感到特别的亲近，就像是兄弟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似的。我真想对他们说几句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是简单地祝贺他们提前完成了修缮工作。

　　我答应他们，再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重新在海上和敌人面对面地抗争，可以为列宁格勒居民们的苦难而报仇了。

　　“我们为苏维埃联盟服务！”水兵们这样叫着，回答我的话。

　　我再度打量了一下这些兴奋的涂满油污的脸庞，接着便提议来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

　　“别洛波克，您的吉它呢？”

　　“马上拿来！”接着他就消失在舱口里了。

　　“斯列波夫！你烧开水怕是老手了吧，你曾经用开水把冰都浇化了，现在你该浇浇我们了……”

　　当大家又聚在一起，当别洛波克的冻伤了的手上响起吉它的声音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紧急备用品——一罐浓缩咖啡，几条巧克力糖和一份从补充食物包裹里省下来的薄面包。

　　别洛波克的下颚颤动起来，吉它的声音中断了。斯列波夫惊异地眨着眼睛。

　　叶尔马柯夫高兴地叫起来：“这可了不得！”

　　许多冻伤的、发肿的、染满油污、油漆和煤烟的手，举起了盛着开水的杯子。

　　“为了我们的猎艇干杯！为了我们今年的战争胜利而干杯！”

　　“为了胜利而干杯！”

　　“为了我们苏维埃人民而干杯！”

　　“为了斯大林而干杯！”

　　在这间寒冷的会议室里，长时间响着笑声、歌声和吉它的伴奏声。

第十一章 战友们

　　回到营房以后，水兵们中间展开了学会若干种专业的竞赛。他们每一个都希望能在战斗的最困难关头接替别人的工作。其他几艘猎艇的人员也都加入了竞赛。这一极好的创举的收获，超过了我们的意料。电气技术员叶尔马柯夫成了一个不错的炮手，在必要时并且还可以代替波路艾克多夫管理马达。杰出的信号员斯列波夫已成为一个同样杰出的大炮瞄准手，他还可以胜任愉快地代替斯米尔诺夫掌舵，或是作一点不很复杂的航海测算。斯米尔诺夫除了掌握信号作业之外，更学会了投弹作业。其余的人也都一样。这还不算，每一个人还都学会了精确地装置机关枪，并且能够作瞄准射击。我们满怀信心，失去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削弱猎艇的的力量，或使猎艇处于没有防御力量的状态。

　　冬季将尽时，在港湾街上修好了一所公共浴室。的确，在这所浴室的全部设备之中现在还只恢复了个别部分；但这也算是一种成绩了。

　　在浴室里，窗子都钉上了三合板，微弱的光线从几小块勉强残留在窗格上的玻璃中透进来。我没有脱去衣服，穿着军大衣戴着帽子，穿过了这间冷冰冰的、阴森的屋子。全体人员几乎全都聚集在蒸汽浴室里，虽然这一间与浴室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根据从前的回忆，大家都像过去一样以为蒸汽浴室是公共浴室中最温暖的地方。但是，蒸汽室里的温度未必超过摄氏六度或八度。

　　我所以记起了浴室，那是因为从浴室起我们开始显著地转入到有温暖、有生命的生活了。我们开始有较多的面包、有较强的光线了。人们的脸上越来越多地露出愉快的笑容。

　　削瘦的、面色惨白的、穿着熏黑了的短大衣的列宁格勒居民们，从冻透了的房屋里走到生趣　然的阳光中。不能动弹的那些人则由邻居或是志愿救护队的女队员们抬到街上。凡是拿得起破冰椎和铲子的人，都从事街道和庭院的清扫工作，把雪、冰、污泥都清除掉，这件工作使这个城市防止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人们回复了生命，恢复了力量。

　　我们这一分队的水兵和军官也出动参加城市的清洁工作。这一工作令人愉快，令人产生一种满意的感情。最初清扫出来的一小块砌石马路吸引了一大群旁观者；我们像着了魔一样瞧着砌石道上的石块和一窄条一窄条的湿土。

　　我们的猎艇上的人员有了一点变动。加入几个新人：炮击班长阿列克山大·弗罗洛夫接替了在冬季防御战中便离去了的马留丁，投弹班班长米哈伊尔·朱伊柯夫，投弹员邦吉列·奥斯达宾柯，无线电班班长维克多·雷巴柯夫。这几个全都是服务过三、四年的老水兵，在保卫汉哥半岛时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

　　从我见到贝莱伊那天起到现在，他已大大地改变了，他现在已是水兵长，他的位置则由斯米尔诺夫接充。斯列波夫已替代伊凡诺夫充任了第一信号员。可是伊凡诺夫倒并不感到不快，并且也不想调到旁的猎艇上去。别洛波克已获得了少尉的职位。阿塞也夫、阿莫辛、波柯夫、我，以及本队其余许多军官，也都升了一级。

　　从第一天起，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奥斯达宾柯和雷巴柯夫便加入了猎艇的生活，他们很正确地掌握了猎艇生活的节拍和特性；不论是我们，不论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并不是初识，而是一同工作了很久似的。

　　弗罗洛夫是一个结实的西伯利亚人，任何工作在他手里都是干得很起劲的。无论是做木工、油漆、做钳工，连接绞索、训练部属，他都同样熟练在行。他非常熟悉大炮和射击规则，简直挑不出他的错处来。弗罗洛夫的本行是技术工人，因此他能不假思索地便了解任何任务的要点，在完成任务时又能想出又简单又新颖的方法，使工作加快，使质量提高。他的机警的黑眼睛老是闪着热情的、快乐的光芒，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使他惊慌失措。

　　朱伊柯夫正好是与活泼好动的弗罗洛夫相反。他走路也是慢慢地，一步一顿地；在回答问话之前他先要将正面反面全称一称份量，他说起话来是井井有条的，令人信服的。在臂力和手劲上，只有别洛波克可以和他比一比。朱伊柯夫的教育虽然受得不够，但是，他的钻研心和高度的天生的机敏，把这一个缺点很好地弥补过来。

　　奥斯达宾柯比他的班长几乎要高出半公尺。别人总看见他在干工作；忽儿在拆卸和装置机关枪，仔细地将机枪的全部配件擦干净，加上油；忽儿在给某一个同志的鞋子钉鞋底；忽儿又在修理那些永远在“闹脾气”的汽油炉。他的脸上老是露出亲切的、谦逊的微笑。他喜欢论辨，喜欢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有人用确实的论证将他顶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为止。

　　雷巴柯夫是我们的“舰上知识分子”，他的无线电员的灵敏感觉，他的在发报键上工作时几乎看不出在动的手腕，是受舰艇的勤务规则所保护的；舰艇勤务规则是禁止使用无线电员从事舰艇工作的。雷巴柯夫曾受过完全中学的教育，他的未服军役时的职业是电气技术员。因此，他在无线电室里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又是一个老党员，还当过政治副指导员，所以，他很快地和艇上任何一个水兵都很相投，并且能用短短几句臂喻，便说明了猎艇当前任务的政治意义。他善于使人激动，使人兴奋。

　　雷巴柯夫、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和奥斯达宾柯来了之后，党员人数便占了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是青年团员。在第一次本猎艇党小组会上，全体一致推选雷巴柯夫当党小组长；这样，别洛波克便在开玩笑时叫他为“我们的政委”了。

　　在艇上只有雷巴柯夫和别洛波克是结过婚的，他们很快地便接近起来。他们对于艺术有共同的爱好，这也是促使他们互相接近的原因。雷巴柯夫很有诗人的天才，有时侯，他在别洛波克的吉它伴奏之下很巧妙地朗诵诗歌。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全体人员都到了艇上，进行下水的最后准备。

　　我指派我的助理艇长、刚派到我艇上来的候补上尉瓦冈诺夫指挥艇上工作；我自己带着一部分人员上仓库去领取必需的装备。

　　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法西斯匪徒的飞机从高空突入了市区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是一次具有特别任务的空袭，是专门来袭击舰艇和船场的；因此，有一部分炸弹投落在我们的工厂的厂址之内。一霎时之间，四处布满了浓烟，火焰飞腾起来，四面传来了叫喊声。停放猎艇的地区的上空挂着一团浓厚的烟雾。

　　我充满了一种不幸的预感，赶紧从仓库赶到停放猎艇的堤岸边去。我跑着，追过了抬着担架的救护队人员。迎面便遇到了第一批受伤的人。他们催促救护员说：“那边还有受重伤的。”……所谓“那边”，指的就是我们那几艘猎艇停放的场地。

　　看见受伤的吉莫菲也夫，我差一点要哭出来。他被炸断了一只手。伊凡诺夫在救护吉莫菲也夫，他用一条带子牢牢地缚在打断了的残肢上。伊凡诺夫的手指也在淌血。

　　“艇长同志，您瞧……我没有手了，给炸断了。”吉莫菲也夫这样说。

　　我叫住了抬着担架的救护员，把吉莫菲也夫放在担架上，命令跑步把他送到包扎站。伊凡诺夫跟在担架旁边跑着，把炸断的手指按在胸前。他一面跑着一面向我高声叫喊，告诉我有一个轮机员受了重伤，助理艇长炸死了。

　　瓦冈诺夫躺在不远地方，伤在脸上和颈上。水兵们将候补上尉搬上担架，我再向前跑去。

　　斯克里亚罗夫躺在猎艇旁边轻轻呻吟着。他的两腿都被炸断，在骨盘部位可以看见出血的伤口。

　　“听见的，艇长同志……请您扶我起来……”

　　他显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炸弹的愈来愈近的呼啸迫使我紧靠着伤者。紧跟着一阵轰然的爆炸声在我们身上堆起了一个沙堆，同时，四围尽是弹片在乱飞。有一块弹片在落下时打中我的手臂，这条手臂当时便麻木了。

　　斯克里亚罗夫呻吟着说：“艇长同志……请您帮我站起来好了……”

　　“马上走，斯克里亚罗夫，我们马上就走，你得熬一熬，恐怕有点疼的，”我说着便用手把他扶起来。

　　这个轮机员的的软弱而无生气的身体就像一块铅一样往下坠着，我困难地拖着他向包扎站走去。迎面走来了别洛波克和加夫里洛夫，他们用手抬起了斯克里亚罗夫，我便重新向猎艇走去。

　　“还没有作战，就已经损失了人员……我真不该把助理艇长留在艇上的……”我想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假如自己在艇上，那末损失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在艇身上数了数，上面一共有二十八个弹孔。各种机件倒没有损伤。这一夜我们是在艇旁度过的，为的是填补这些破孔；到早晨时，全部都补好了。

　　斯克里亚罗夫在受伤之后第二天便去世了。但是，瓦冈诺夫倒活了过来。就在我们从列宁格勒出发之前，我们艇上全体人员和我们的伤员会叙了一下。我们每人都带上了一点小礼物，有的是一听罐头，有的是一小块黄油，有的是好几天积下来的糖，有的是卷烟。我把自己的一点现钱以及一部分补充食物都送给了吉莫菲也夫。

　　“你们一定要替我们报仇的，”吉莫菲也夫用他的那只好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掌，这样说着：“为了塔林那次突围战，为了这一个冬天，为了我这只手，你们决不能饶恕他们的。唉，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舍不得离开你们。”

　　“伏洛佳，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仇恨的，我们一定要替大家报仇的。你只当你自己还在我们艇上作战好了。至于你的手艺－雕刻，可别丢了。你有才能，一只手你也可以……”

　　“这个我早就下定了决心，”吉莫菲也夫回答说。“我出了医院便回工场去，去干雕刻。我要在另外一条战线上作战……就在这里，就在列宁格勒。”

第十二章 猎艇对飞机

　　我们整个一小队在一个平静的白夜里离开列宁格勒驶向喀琅施塔得。海风微微地吹皱着海水，抚摸着我们的脸庞。全体人员，除当值轮机员以外，全都在甲板上。有的是心情愉快的，有的在聚精会神地守望着。对于重又回到海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们全体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终于又回到家里，又回到可爱的大自然的怀抱撒。我觉得，连这艘猎艇也复活了。艇首上的白须使它添上了一种勇猛的气概。我很高兴，因为我担任着全小队的领航工作。因为我们成绩优越地完成了战斗准备计划，所以争取到了排在航行队列中最前列的光荣。我也在想，在这第二次战斗航行中，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什么。伊萨基伊的圆屋顶在艇尾后方逐渐在变黑，在缩小；在艇首正前方，喀琅施塔得呈现得愈来愈清楚了。

　　当我们在喀琅施塔得为猎艇装备艇炮和机枪，领取弹药、燃料和给养时，我们几个艇长便进行着学习。

　　在喀琅施塔得过冬的一些猎艇，在我们到达以前早已在巡逻线上了；因为，海湾上的冰融化得比涅瓦河上要早一些。从海上传来了我们战友们的最初的战斗消息。

　　少校波恰诺夫和小队长阿塞也夫常常召集各位军官，分析以前的一些战斗，指出了错误，也指出了新的战术方法。

　　我们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马尔丁诺夫二艇与十艘芬兰小艇所作的白日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是分两组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的。我军利用了这一点，便用烟幕将两组敌艇完全隔断，接着轮流与每一组展开战斗，再把这两组敌艇都打跑。

　　我们也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波柯夫打退德机的攻击并且击落一架“容克八十八型”机的战绩，以及伐兰丁·邦采尔尼打下了两架敌机的成功经验。

　　这一个春季，舰队中的巨型舰只因为芬兰湾里水雷布得太密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能用它们的炮火威力支援列宁格勒前线的陆上部队。喀琅施塔得以西地区，作为列宁格勒的屏障的是斯卡尔、毕尼沙里和拉凡沙里诸岛。这几座岛屿深入在敌人后方，离岸极近；因此，对于敌方基地和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人要从卡列里前线将部队和辎重抽调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时，便不得不躲过这些岛屿而作一个大“迂回”。

　　将这些岛屿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联系起来只有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必须竭力地加以保护，不能让它为水雷锁堵塞。一九四二年的航行一开始，我们的猎艇便在沿各岛航路的巡逻线上受到敌机不断的、猛烈的攻击。

　　全体人员的战斗准备必须完全用在防空上，因此便得进行整整一系列的对空射击演习，必须联系到完完全全能够从容应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没有助理艇长，这对于我尤其是感到困难的。

　　几天之后，阿莫辛的和我的两艘猎艇，一同在阿塞也夫的指挥之下，带着一队运输舰驶到最远的某一个岛屿。

　　指挥部不让我们休息，又派我们担任巡逻。我们接替了几艘警备艇，从警备艇的艇长们那里交换了最近的一些消息，这以后便单独地留在海湾中了。我们之南，在水平线上可以看见我们那些隆起的、被蜃气改变了形状的岛屿；北面是芬军。短促的残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太阳刚一出来，便听到了“容克”机的断断续续的吼声。

　　“两架‘容克’机，从右方一百六十度向我们飞来，”像以往一样，照例是斯列波夫第一个报告上来。

　　飞机从背着太阳的方向飞来。要看清楚飞机很不容易，眼睛里会淌出泪水来的。

　　阿莫辛减低了航速。我的猎艇跟在他的猎艇后面，相隔一链半的距离。

　　两架轰炸机很快就俯冲下来。

　　“朱伊柯夫，开火！”

　　长长的一梭子子弹迎着飞机打去。我们的炮手们打得不错，但是法西斯空中强盗对准猎艇顽强地飞下来。一会儿，炸弹从飞机上落了下来。

　　在炸弹的攻击之下，便得把船开了；于是我开足马力前进。

　　艇前艇后飞起了投落下来的炸弹所激起的水花；但是，总算还好，一点损伤也没有；于是猎艇又在水面漂浮了。

　　我觉得我们的激动工作还不算顶好，因此，我把机动办法画在纸上，开始思索：“假如飞机从航路的垂直线上袭击我们，那末便不容易断定，炸弹会落在哪里，该怎么样躲开。最好是让敌人有一个大体上瞄准好的机会，然后，在最后一刻，在驾驶员已来不及校正瞄准的时候，开足马力溜掉。这有些冒险吗？也许不。希特勒匪徒瞄得愈准，我们把航向和航速改变得愈突然，那末瞄准的差距便愈大，炸弹投不中的机会也愈多……但这在实际情况中是怎么实行的呢？”

　　我明白，要实行这种机动方法，需要有健全完好的神经。

　　我把弗罗洛夫、贝莱伊、朱伊柯夫叫来，挨次询问他们，是怎样对飞机射击的，为了要射击得更好一些，该怎么办。

　　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斯列波夫又来报告，说有“容克”机出现，这报告把我们的谈话给打断了。

　　“‘容克’机马上就要解开口袋了！”斯米尔诺夫注视着渐渐飞近的飞机说。

　　阿莫辛的猎艇放慢了速度，向飞机开火。飞机绕到左舷，距离是迅速地在减缩着。

　　我们加快了马力，把机枪加入行动中。战斗的顶点到了，飞机抛弃了它的负担，吼着向旁边闪躲。炸弹原来正对我们飞来。斯米尔诺夫焦急地瞧着，等待转动舵轮的口令。总得发一个命令，但是怎样命令呢？鬼知道这批炸弹会落在哪一方面！

　　“舵向左，正对艇舷！”

　　接着我便开足了马力。

　　“舵转正！”

　　“是，转正！”

　　我以为，炸弹应该落在艇尾后方。阿莫辛同样也开足了马力，继续以原先的航向行进……炸弹还在空中。啸声是逐渐增强。……我的那一群炸弹是在铁面无情地落下来。

　　我决定停车。“也许，炸弹会落在前方。”我开始扳着传话器的把手，但把手一动也不动。我嚇了一跳，定神一看，看见把手就停在“全速后退”上。这大概是当我在考虑机动的时候，自动地将把手扳过了……猎艇已加速后退。……突然，艇首前面五十公尺之处，一个接一个地爆发了十二个炸弹。四周弹片乱飞开来。差不多在同时，一阵水花就将阿莫辛的猎艇遮掩起来。

　　我急忙向前突进，向我的同伴的猎艇驶去。当水柱落下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友艇好好地在那里。

　　我把猎艇漂浮在水上，在一阵静寂中，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呼应：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这里，给弹片打断了两根栏柱……”

　　“……还有烟幕弹也打破了。”

　　“就在舰尾后面爆炸的。猎艇震动得很厉害，连马达都不响了。”

　　“对呀，假如你们跟在我们后面，现在一定都成了烈士了。”

　　阿塞也夫的声音打断了谈话：“现在先不必议论。注意天空！”

　　傍晚时，有人在叫我们：“艇上注意！”

　　“是，注意了，”斯米尔诺夫回答道。

　　“小队长命令你们向左舷靠拢。”

　　“是，向左舷靠拢。”

　　两艘猎艇刚刚驶成并排时，阿塞也夫和阿莫辛便跳到我艇的甲板上了。

　　我报告了我艇的情况，阿塞也夫把我和阿莫辛叫进甲板舱里，问道：“关于我们这次躲避炸弹的情形，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我坦白地回答：“我认为，敌人没有投得很准确，因为，要确定炸弹爆炸的地点是很困难的。”

　　“我和阿莫辛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可是不应当有这样意见才对。你记得学校里讲到过有一种可以躲避炸弹的特殊方法吗？”

　　“我记得的。但是，这种机动方法在实际情况中究竟该怎样实行呢？什么时候该掉转？什么时候该改变速度？”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在下一次遭受空袭时，我们来试试看；这方法是这样的……”

　　阿塞也夫所说的，几乎完全与我在第一次空袭之后所想的一样。我们的想法一致，这使我觉得很高兴。

　　第二天早晨，起了一点薄雾，视野是不大清楚了。只听见某处有飞机的呜呜声，某处有射击声，有炸弹爆炸声，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太阳升起，雾开始散去，视野又清楚了。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东面出现了一大片烟幕。传来了射击声和炸弹爆炸声。那边有一艘我们的巡逻艇。显然，这艘巡逻艇正在受到敌机的袭击。

　　我们依照阿塞也夫的命令加快速度向烟幕中驶去。猎艇愈驶近出事地点，我们的心头便愈加感到不安。一股黑烟在蓝色天空的背景中上升着。

　　巡逻艇在燃烧着，在它上空可以看见像苍蝇似的“容克”机和“米塞”机。我们加快了马力。从南方又赶来两艘猎艇。飞机看见了我们，正想进行攻击；可是遇到了激烈的齐射的炮火，便只好匆匆扔掉炸弹，溜之大吉了。

　　我们靠近了那艘在燃烧的巡艇。火舌舔着它的船舷。甲板舱和指挥桥已经不见了，这是被炸起的浪涛打掉的。我们打算把火扑灭掉的企图，一点也没有效果。火焰在蔓延开来，汽油烧着了，弹药在爆炸……

　　显然，这艘巡艇是无法挽救了。我们决定把上面所有较贵重的东西，如大炮、机枪、技术设备等都给拆卸下来。为了做这件事，必须把猎艇靠在正燃烧着的巡艇的舷旁，并且上去几个人。愿意去的人数比所需要的数目多。我选派了弗罗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阿莫辛派了水兵长格里哥里夫。

　　这时候，两艘从南方巡逻线上来的猎艇，载着伤员们（被炮火所伤的以及灼伤的水兵们）送到岛上去。三位英雄在浓烟和烈火之间，在爆炸着的弹药中间，敏捷地执行着所担负的任务。我留在原地指挥射击。在那边艇上的几个人继续工作着。他们把几挺机枪卸了下来，搬到我们的甲板上。

　　“艇长同志，”我听见斯米尔诺夫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请您命令把护舷物垫上不然的话上面的漆便要擦掉了，那多可惜，这还是新漆了不久的呢。”

　　进行工作的人们镇定的态度，使我惊叹；因为，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炸弹在爆炸，水面上还有弹片在乱飞。

　　当我们卸下弹药和仪器的时候，不料有几个油槽爆炸起来了。碎木片和炽热的铁皮纷纷向我们落下来。那艘燃烧着的巡艇炸成两段沉没了。幸运得很，弗罗洛夫、格里哥里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总算跳过来了。我们全都除下了海军帽，向我们这位战友告别。

　　这一艘猎艇艇长想用烟幕来躲过敌机的空袭的希望，就是这样破灭了的。

　　这一天一夜的其余时间中，敌机没有让我们安静过。“容克”机盘旋着，老是想从舷侧或是从艇尾冲下；但是，我们老在顽强地转着，用艇首朝着飞机。后来，它们变得厌烦了，便要进行攻击。可是我们已在它们的下面了。我们的战术弄的德国人很苦恼。他们也狡猾起来：他们有时从背着太阳的方面俯冲下来，有时用掠地飞行偷袭过来，有时分散成几个小组，从不同方面飞来，或者在急转弯中把炸弹投下来。然而，这一切企图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用密集而准确的炮火迎击他们，迫使他们过早进行袭击，而将炸弹远远地扔在一边。

　　我们几乎有三个昼夜没有睡觉了。耳朵里不断在嗡嗡地发响，脑袋在发沉，好像灌上了铅一样。

　　在空袭的间歇时间中，我们和弗罗洛夫讨论着新的射击飞机的方法，并且作了几次演习。结果不坏：就在第一次攻击中，便有一架“容克”机惊慌地躲到一旁，因为它已尝到相当滋味了。在艇旁爆发的一枚大炸弹给了我们一种消遣，我们拾了半小时的鳊鱼和鲈鱼。有一条大八目鳗也给抛了上来。对于不到一公斤重的小鱼我们瞧都不瞧。

　　我请阿塞也夫和阿莫辛在空袭的预定幕间休息时候用来晚餐。为了烹调这些鱼，我们的炊事员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穿着白衣白帽坐在艇首剖开鱼的肚子挖取内脏。别洛波克坐在机枪口，即兴地作了一首题为“炸鲈鱼”的探戈曲。斯米尔诺夫谈论着鱼的种类，以及把它们作成小酒菜肴的烹调方法。冈察洛夫建议送一条给德国佬吃，将鱼和炮弹一同塞在弹筒里。弗罗洛夫不同意，他说最好把德国人送到鱼那儿去，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爱吃的鱼。

　　烹调好了的鲜鱼的香味，使人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已有人在说，少了一点酒，显然有点辜负这样好的小菜。

　　十点三十分，晚餐已经做好，我们正准备开始宴会了。但这时候，斯列波夫又报告上来，说是又有一小队“容克”机出现了。

　　“容克”机仍还企图从舷侧突入；我们就“分散”地开动马达，在原地回转着，各艇的艇首老跟随着飞机在转。这样过了四分钟，敌机驾驶员发火了，便向下冲来。领头那架飞机是对准我们的猎艇的，第二架跟在它的后面。我指挥猎艇用缓慢的速度正好在一架“容克”机下行驶。弗罗洛夫转身守在炮跟前，盯着这架飞机。射击声响了，按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三个红点，一个跟着一个，直向飞机迎去。第一个在飞机面前飞过，第二个也飞过了，第三个呢……第三个正好打在炸弹上面！在第一架飞机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大团黑烟，中间有深红色的火光亮了一亮。两具引擎，一些碎片，三个人影在空中翻着筋斗直落下来。这便是这架飞机所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了。

　　我们的欢呼声几乎淹没了马达的吼声。甚至不得不准许轮机人员也从舱口里探出头来望望。

　　第二架飞机微微地侧着机身飞行着；飞机上一架引擎已经不响了，显然受了剧烈的震伤。大炮和机枪又响了起来。飞机摇摆着，高度是迅速地在减低。阿莫辛艇上所发出的一颗准确的炮弹打在它左翼上，这片左翼便开始摇摇欲坠了。这时候，贝莱伊的机枪的子弹正打在机身上。过了几秒钟，飞机落在水里，激起了许多水花的喷泉。两艘猎艇争着向飞机坠落的地点驶去。从水里捞起了几个德国飞行员的尸体和几张降落伞。

　　从驾驶员的口袋里，我们搜出了一些德国占领军的马克票，法国的法郎和生丁，芬兰钱币，妓院准许证，饭票，小狗护身符，春宫画，铁十字，“攻克克里特岛”纪念章，法国纸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大堆废物说明了德国强盗的思想内容和生活要求。这是一堂最雄辩的政治课。

　　不久，我们临时受其管辖的那个小队的小队长乘着一艘猎艇来了。他祝贺我们全体人员获得的胜利。于是便讨论起来，叙述起来了。原来“容克”机的爆炸在岛上也看见了。我们缴呈了降落伞和在德国佬身上搜到的一些文件，补充了弹药，以后仍又单独地留在海湾里。

　　东方已出现了朝霞。又是一个不眠的昼夜过去了。人的忍耐力究竟有没有限度？

　　这时候，维克多·雷巴柯夫是简直来不及接收贺电了。

　　“艇长同志，怎么办，连歇下来抽支烟的功夫都没有。”他开玩笑地向我诉苦说，同时交上了一百七十六件贺电！

　　在这些贺电之中，有一份是波罗的海舰队指挥部的军事会议拍来的：

　　“阿塞也夫、阿莫辛、切尔尼谢夫诸同志：祝你们全体人员击落敌机二架的战绩，并愿你们更进一步成功地消灭可恨的德国侵略者。”

　　我们把这份电报读了好几遍。倦意立刻就完全消失了。在友爱的叫喊声中，大家把那几位立功的功臣——打下飞机的弗罗洛夫和贝莱伊，以及收到电报的雷巴柯夫往上抛了好几次。

　　雷巴柯夫站在甲板上恳求说：“弟兄们，请不必这样庆祝了：让我抽一支烟吧！”

　　在阿莫辛的猎艇上，大家抬起了用准确的射击打落第二架敌机的诺夫斯基。

　　大家抽了一支烟后，早晨四点钟时，庆功宴终于开出来了。我们把一块大的白桌布摊在甲板上，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当值人员不耐地踏着脚，但仍旧像以前一样警惕；因此，猎艇在任何一刻都能够击退通常的袭击。

　　敌机在“作息时间表”规定的这个时间中并没有出现。

　　白天开始了，敌机仍旧没有来。显然，德国人一定在那里想什么花样了。

　　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两架芬机。它们采取掠地飞行直向我们冲来，但一遇到我们的炮火便飞开了。

　　愈逼近晚间，我们愈加确信德国人一定在准备报复。我们等待着一场激战到来，不离开战斗岗位一步。

　　我竭力在设想可能到来的各种被袭方式以及击退它们的办法。……“假如象第三天那样飞来突击呢？那末，开足马力前进，然后转向一边！必须获得尽可能大的侧移。那末，‘表尺’的差误量也可以增大。飞机是用整个机身来瞄准的，它只须略为改变一下飞行水平度，便很容易校正瞄准器，但同时，它却必须改变航向来校正表尺。假如要改变航向，那末机身便会在急转时倾侧，……在急转时射击，便具有较大的散步面……只有在投弹时不可以处在飞机下方；那样的话，甲板上所有的人便完蛋了。”

　　我们知道敌人是遵守时间规定的，因此，在晚间袭击前十分钟的时候，便开动马达，慢慢地逆着波涛行驶着。

　　北方，云朵之间一块明亮的天空上，真的有几架“米塞一Ｏ九型”机的修长的身影出现，接着又消失了。

　　表上指着十点四十四分。阴暗的、狭窄的“米塞”机的影子与暗蓝色的水平线完全溶成一片。这批法西斯匪机以三个纵队，每队四架，伸出了起落架，掠地飞行着。它们所装置的回声笛发出可恨的呜呜声。

　　弗罗洛夫不等听见口令便对着向我们猎艇飞来的一个纵队开了炮。“米赛”机当即用全部小炮和机枪回击。从飞机翼上伸出一道火墙，直落在水面上，并且在我们的头上飞过。

　　“舵转左！”

　　“是，舵转左！”

　　传话器的指针两度跳到“全速前进”上。别洛波克从舱口伸出头来，又钻进轮机室去了。

　　火墙已十分逼近。我用眼估量了一下距离，看出只有领头一架的炮火瞄准着我们，其余两架的炮火全没有瞄得准，都打到艇尾后面去了。一会儿，炮火就在艇旁飞舞着……这时候，在这一霎时之后，就是猎艇的生死关头了。

　　斯米尔诺夫在后退。他好象要跟我靠在一块似的，我生了气，叫道：“糊涂！”而且，他还妨碍我注视飞机以及枪炮的弹道。我用力将斯米尔诺夫推到旁边。这时候，枪弹和炮弹就像雨一般地落在猎艇上。檐板上的玻璃打成粉碎四处乱飞……指挥桥上发出了焦味。接着，那架领头的黑色的细窄的“米赛”机从猎艇旁边飞过，钻入艇尾之后不远的水里去了。这是朱伊柯夫的功劳，他抓住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打出了长长的一梭子弹。他的机枪的弹迹就象一根线一样，从敌机的引擎上打入，从机尾上出来，打穿了这架飞机的整个机身。

　　“朱伊柯夫这个好汉！真行！”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另一架飞机迫近了。

　　“舵向左，正对艇舷！”

　　这一次，斯米尔诺夫没有用他平日的那一声“是”来回答。猎艇勉勉强强向左转去。

　　“左向，正对艇舷！斯米尔诺夫！”

　　我看见，这位舵手的脸像死人一样的苍白，眼睛睁大着。他慢慢地瘫下去了，但是还把着舵轮。

　　“斯米尔诺夫？！”

　　“艇长同志……请您把住舵……我……我不行了。”

　　“伊凡诺夫，”我向信号员叫道：“帮帮斯米尔诺夫。”

　　伊凡诺夫小心地把我们大家爱戴的斯米尔诺夫放在指挥桥上。我急忙站在斯米尔诺夫的位置上。我的左腿，有一阵剧痛像电流一样通过。“我也中弹了。”

　　我把背靠在罗盘箱上，仍旧掌握着舵轮。现在，我不仅是艇长，并且兼充舵手。

　　这时候，别洛波克来了：“艇长同志！波路艾克多夫阵亡，第二轮机员负伤……躺着在　取汽油……马达全部停了……艇首底舱起了火，两侧马达的集汽管都已打坏……”

　　“叫电气技术员来……把破孔补好！”

　　在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假如从集汽管里流出来的水流满了机舱，马达开不动了，不会走的猎艇就成了靶子！假如飞机像第三天那个样子袭来，怎么办？”

　　“现在可以请艇尾炮手帮一帮忙，但是破孔无论如何要补好！”我又叮嘱了一道。

　　“破孔补好了！”

　　我瞧瞧这位少尉，他只穿着裤衩，浑身湿漉漉地站着。

　　“艇首底舱的火也扑灭了……是弗罗洛夫和奥斯达宾柯两个人……”

　　“好汉，说实话，真是好汉！……”

　　飞机排成长长的一串又向猎艇袭来，不过这次是从右舷方面飞来的；接着，射击声又响起来了。五彩缤纷的弹迹所构成的暴雨，在迫近过来。

　　“前进！前进！鬼知道猎艇怎么走得这样慢呀！”

　　我忖度着飞机的航线：又只有第一架飞机的炮火是“对准”猎艇的，其余几架全不能打中我们。

　　左边和中边两部马达是在“全速前进”，右边一部则“全速后退”。我把舵“对准右舷”。猎艇侧起来，右舷浸在水里，作了一个陡急的回航。弹雨都落在艇尾上。轮机传话器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所有的马达都以最大速度前进。我将舵向左转过来……

　　枪弹和炮弹构成的飓风打在艇尾后面，没有打中猎艇。贝莱伊和机枪合为一体，用一梭无限长的子弹打在为首一架敌机的脑门上。水兵长格里哥里夫帮着贝莱伊。那架“米塞”机像流星一样在我们的头上掠过，轰然一声落入猎艇中间的水里。贝莱伊连瞧都不瞧它一下，将火力转到第二架飞机上。奥斯达宾柯、奥列先柯夫、斯列波夫在甲板上乱滚，这样来扑灭燃烧弹。会议室的舱口里有烟在冒出来，雷巴柯夫一溜烟似地便钻到里面去了。

　　第二、第三、第四架飞机没有击中我们，其余的飞机没有来得及开火便拐开了。这还只有十点五十三分。时间过去得这样少，但所遭遇到的事情却这样多！斯米尔诺夫失去知觉地躺着在困难地呼吸着。伊凡诺夫把一些燃烧着的旗子抛到舷外去。他的右边一个裤管已烧到膝部。

　　“伊凡诺夫，腿上烧伤的地方搽点油吧！”

　　“等一等。我还只包扎了一个轮机员和一个副手。”

　　“那末斯米尔诺夫呢？”

　　“伤势很重。大腿骨盘的关节全打碎了。鼠蹊动脉也打断了。”

　　别洛过克又走来报告道：

　　“我们在把轮机舱里的水　到救火总管里去……”

　　“　到哪里去？！”

　　“　到救火总管里去。我们在扑灭艇尾上的火。您的住舱和会议室也着火了。人不够用。”

　　“马上有人来帮忙。你指挥好了。请你把我的谢意转达给加夫里洛夫。他的脑子真好！你干嘛赤身露体？”

　　“单衣和裤子全堵在破孔上了。”

　　猎艇上传开了火警的声音。留在机枪和大炮跟前的几个人仍旧仔细地注视着水平线，然而“米塞”机没有再来。

　　斯列波夫给阿塞也夫发出了报告损失的信号。无线电员奥列先柯夫将打断的天线修好了之后，便与基地取得了联系，他报告上来说，已接到要我们回去的命令。受伤的同志们的生命是必须拯救的，何况是已经有两艘猎艇派出来接替我们了。所以阿塞也夫命令我们开足马力驶回去。在中途，那两艘猎艇的全体人员在甲板上向我们行礼致敬。

　　“斯列波夫！下半旗……我们有一个同志已经不在了。”我这样说。

　　这时候，雷巴柯夫来了，告诉我艇尾的火已经扑灭。突然，他吞吞吐吐地说：“艇长同志，您的脸为什么这样惨白？您是不是负伤了？”

　　“早就负伤了……可是不让人说出来……”伊凡诺夫不快地斜了我一眼说。

　　“贝莱伊，你站到舵前去！”雷巴柯夫这样要求道。

　　“我已经请求过了，可是他不答应！……”

　　别洛波克小心地把我抱起来，把我放在指挥桥上。每动一动都引起一阵剧烈的痛楚。

　　我还能够模糊地记起当时水兵们反映的意见：“您从前‘赶’我们去作演习，这真不错，要是旁的猎艇受到三架“米塞”机的袭击早就给打毁了，可是我们受到十二架飞机的袭击，还是好好儿的！”

　　“您说得对：你怎样对待技术设备，技术设备便怎样为你服务。今天是一点故障也没有发生的。”

　　我视察着弹痕累累的甲板舱、指挥桥、打碎的玻璃、打穿的罗盘、烧坏了的旗帜时，猜想当时斯米尔诺夫已预料到这一阵弹雨会打在指挥桥上，他为了要拯救猎艇和同志们，企图用他的身体来掩护我。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做出了这一件事情……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次战斗，我还会下泪，并且我不觉得这些眼泪是可耻的。我找不出什么话来表达我对于斯米尔诺夫的那种感情。

　　他负伤之后就没有再回复知觉，过了几小时便去世了。

第十三章 新的战斗

　　每天都有朋友到医院里来看我，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我。

　　有一天，阿塞也夫也来了，用他特有的那种爽直的态度告诉我：

　　“我这里有一点不好的消息。也许，按照医务规则是不应该告诉你的，可是我还是说吧。尼可拉·巴夫洛维奇·索柯洛夫已经牺牲了。他的扫雷艇在执行任务时触雷爆炸。索柯洛夫把全体人员都救了出来，但他自己不肯离开指挥桥，跟军舰一同沉到海底。”

　　索柯洛夫的牺牲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但是，他的牺牲，仍然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我短短的一段指挥员生活历史中，索柯洛夫的作用是太重大了。他是我的战斗实践中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个知识丰富、头脑敏捷的真正的海军军人。在我眼前出现了这位超特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第一个教我怎样用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对待人。我无法用话来表示我的感情，所以沉默着；阿塞也夫沉思了一会之后，又说道：

　　“德伏列茨基的猎艇也沉没了。艇上全体人员都一齐牺牲了。”

　　“触雷炸沉的呢，还是给‘米塞’机打沉的？”

　　“在岛旁执行任务的时候……”

　　阿塞也夫站了起来，在病室里走了一圈，又坐了下来说：“德伏列茨基严格地遵守舰艇教令：‘牺牲自己，拯救友舰’。”

　　一阵沉痛的静默。

　　“好吧，说完算了……还有谁？”我这样请求他。　　

　　“波柯夫，”他说。

　　“是伐纽式卡吗？”我不敢相信，所以就再问一句。

　　“正是。就在那一次战斗中。正在要驶靠小岛的时候。不过，他死得倒很痛快：一颗小口径的炮弹正好打在头上。炮弹打穿了猎艇的指挥翘桥，接着……又飞了一段路。连炸都没有炸开来。伊凡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艇上旁人一个都没有受伤。”

　　“他葬在哪里？”

　　“葬在拉凡沙里。”

　　我想着：“这样说来，现在已有我的两个最亲近的人长眠了：一个是斯米尔诺夫，一个是波柯夫。”

　　我靠在枕头上。这只不过是一年以前，我们那天晚上还在想办法，怎样可以快些到军舰上去服务。一会儿功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波柯夫都已不在了，受了重伤的阿莫辛也已送到后方去了……

　　后来，柯切杨少校来了。他始终是镇定的、有节制的，清楚地了解对谈着的思想，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模范共产党员。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善于惊喜地分析别人，分析别人的性格特点，因此他能了解每一个人，并且能帮助每一个人。他开始服务时是国境巡逻艇上的一个普通水兵，但他很快便获得了威信和同志的尊敬。

　　柯切杨正视着我的眼睛，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看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不想来安慰您，在这种场合下，任何的话都是没有用的。”

　　对于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我是感激的。真的，当我们在这样短促的时期中失去了这么些好朋友的时候，他怎么能找到适当的话来安慰我们呢！只有报仇！只有投入战斗，到海上去！我虽然负了伤，但我应该再回到自己的猎艇上去。

　　“少校同志，我想请您帮一点忙。”

　　柯切杨眼睛注意地、严肃地审视着我：

　　“你想回艇上去吧？你恐怕他们不让你去，是不是？”

　　我点点头。

　　“这全看你把伤养得怎么样，多快复原过来。我以为你可以回艇上去的。昨天与分队长谈到你的那艘猎艇的新艇长的任命问题，我请求他暂时不要任命谁，仍旧把你列为艇长。”

　　我的心情开朗了一些，我感激地握了握柯切杨的手。

　　“这样便好了；你愿意回艇上去，就可以回去。这就是说，你会复原过来的！……瞧，这里有一点从分队的指挥部里带来的小礼物，”柯切杨拿出了一包相当大的东西。“让我代表指挥部，我本人以及全体同志，祝贺你和阿塞也夫获得了‘战斗红旗’勋章。”

　　由于事情出乎意料，我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感谢之至，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感谢之至！”

　　我们由于感情激发而互相拥抱起来。

　　“全体人员中还有谁得了勋章？”

　　“阿莫辛得了‘红旗’章，朱伊柯夫和诺夫斯基得了‘红星’章，别洛波克得了‘无畏’奖章，加夫里洛夫得了‘战功’奖章……还有几个，请读这张报纸吧。”

　　病室里所有的人都开始祝贺我们得了勋章。“能下地的伤员”都走过来握手。由于病室里发出了闹声，一位看护同志也赶来了，跟着她后面的是给我动手术的军医上校斯维吉奇。

　　“什么事大吵大闹？一定又是那帮猎艇人员了！”

　　“您来干嘛，大夫，这里全都好好的！”

　　当热烈的谈话和祝贺还在进行的时候，阿塞也夫打开了一个小包裹，拿出了几瓶红葡萄酒。将酒分斟在几个茶杯里之后，我们就为勋章而干杯了。

　　斯维吉奇也跟我们一同干杯。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斯维吉奇医生保全了我的大腿。然而，我一有点想‘加速’医疗过程的企图，他便会发火的。我必须听话，耐心等候可以重新回到艇上去的时候。我将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研究所经历的战争，钻研有关部门战术的一些教科书，认识旁的舰队中的“猎艇”人员的活动。

　　夏季的终末，我出院了。我回到艇上，当天晚上便奉命出海了。在海上可以多么轻松自由地呼吸！　　

　　法西斯匪徒们已知道他们已无法消灭我们的巡逻舰艇，现在只是作些偶然的偷袭，并且主要是想在趁人不备的时候进行偷袭。但是，趁人不备的机会是得不到的。所有的飞机都遭遇到了即使的、协同的炮火的迎击。我们的炮手们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威力，有把握地动作着。“容克”机开始有点害怕我们的那些猎艇了。这是我回艇之后所得到的最初一些印象之中的一个。

　　巡逻，保障扫雷工作，接送我们的潜艇，这些工作占据了我们全体兵员的生活。不论在什么航区，不论在什么样天气中，我们每天都进行训练和学习。

　　许多水兵都熟练地掌握了第二或第三专业。在平静的巡逻时间内，我们就练习用手提机枪射击，这也收到了良好的成绩。

　　有一天傍晚，我和我们“友艇”——阿尼金上尉的猎艇，一同出航担任巡逻。起初，海上是安静的，可是在夜间二时左右，斯列波夫确定地报告上来：听到北方有马达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不清晰的骚声，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阿尼金。

　　马达的骚声越来越近。雷巴柯夫拍出了无线电报，警告舰队已有敌艇出现。

　　我们向骚声驶去，接着，斯列波夫由报告说：“左方有五个黑影，距离三十链！”

　　五艘底艇向着我们的航路用方位队形慢慢行进着。我明白，敌人想在我们的航路上设雷；于是，我对准航向驶近去。

　　距离愈来愈近，我们马上就开火了。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排炮的火光太亮，几乎把我们的眼睛照得看不见东西了。这样便必须用力观看，并且根据敌艇的炮火火光而射击。当敌方炮火的火光在近处升起时，我们便停止航行，并且停止射击。这样，敌艇在暗中便失去了瞄准方向而盲目地开炮。我们从敌方炮火之下驶出时，重新又加快马力，继续进行射击。

　　不久，第一艘芬艇已被水兵长贝莱伊和卡尔吉奇金用机枪准确地射中了几梭子弹。弗罗洛夫也完成了试射，而转为猛射了。敌方带头的一艇停止射击，转向自己的海岸驶去。其余的敌艇也急速转换航向，企图避开我们。但是，我们紧跟上去，于是，在黑暗中又交叉着弹道的虚线了。

　　在我们舷旁爆发了几枚炮弹，弹片嘘嘘地飞进甲板舱来。

　　朱伊柯夫像在射击实习中一样镇定，对着第三艘敌艇开火。他仔细地瞄准着，打出了一短梭子弹，接着又根据弹道弯身修正表尺。一会儿，这一艘敌艇也停止射击了。其余的敌艇加快了马力，作了一个“突然”的拐弯，急忙溜走了。

　　我们固然及时地警告了舰队，说有敌艇出现，以后也未让敌艇到达我们的航路，然而，我们对于这次战斗是不能满意的。发现的缺点太多：我们的眼睛被自己的炮火照花了，看不清自己的炮弹落下的地点，速射能力太小，瞄准的差别则太大。这一切缺点要求进行仔细的夜间训练来予以清除。

　　以后几个夜间，我们的猎艇担任护送基马也夫少校的一对扫雷艇的工作。这对扫雷艇扫清着阻碍我方驶近敌人海岸的布雷区。这两艘平凡的“海上耕者”每天夜晚驶近敌人面前的危险地区，只要有一点儿疏忽便会使扫海艇覆没，并且破坏了行动的秘密性。

　　有一个秋夜，扫雷艇处在离岸很近的一个地点。天气突然变了。风不断地在大起来。扫雷艇赶紧收起扫雷器，掉头驶上归程，开始困难地向基地前进。

　　黑暗在加深。倾盆的大雨使视线收缩到几公尺之内。扫雷艇在浪头里钻动着，缓慢地逆风行进。

　　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行进。斯列波夫的锐利的眼睛发觉有一艘扫雷艇无助地在大浪头之间摇晃着。这艘扫雷艇的舵卡住了，马达也坏住了。已经发作了的暴风将这艘扫雷艇向敌岸推去。我们经过了好大周折才将拖索抛了过去。但是我把猎艇靠得太近了，因此马上就吃了苦头：一个高高的大浪把我们的猎艇慢慢地举到浪峰上，接着便向扫雷艇上扔下去。一霎时之间，抛过去了的拖索便断掉了。

　　暴风越来越紧了。基马也夫的那些扫雷艇在逆风中挣扎着，勉强地在推进着。他们是不能给予什么帮助的。我们只得单独地在敌人们面前与风暴搏斗着。那艘扫雷艇看也看不见，我们只可以凭着喊声来判断方向，后来，总算把第二条拖索抛了过去，又可以开始系接了。但是，这艘扫雷艇的舵是“正对左舷”卡住了的；所以一下子便溜到旁边去了，这样就横对着波浪，几乎翻了个身。

　　我们的情况，最不利的一点就是我们几乎就在敌岸跟前。敌人很容易发觉我们。不多一会，由于不断的剧烈摆动，拖索又断了。我来不及煞住马达，拖索的断头落在右螺旋浆上，便把浆轴卡住了。

　　当他们在扫雷艇上把扫雷器接合好，抛过来代替拖索的时候，我们离岸已那样地近，连波浪拍岸的声音和鸟叫声都能清楚地听见了。

　　“赶快离开！”

　　我们加快了马力，结果又发生另一件祸事：中间一部马达卡住了，这是因为那跟断索的末端又从左浆轴上落到中间的螺旋浆上。幸亏扫雷艇在这个时候以前已把舵修好，它可以驶行得平稳一些了。

　　岸上的敌人一定听见了我们的马达声，因此一道明亮的探照灯光从黑暗中射了出来，在浪沫飞溅的水面上划着。有好几次这道光线似乎要照着我们了我们屏止了呼吸，在等待岸上发来的排炮。但是，光线就在舷旁移了开去。法西斯匪徒似乎正合其时地关上了探照灯；这时候，扫雷艇上又挂上拖索了。在拖带的史诗中，这总算是一段相当顺利的“史实”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前进了。

　　这次拖带扫雷艇的事件使我比较严肃地对待秋季航行，比较肯听气象台的报告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正是依靠了气象报告，顺利地完成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航行。

　　在敌岸与我们的航路之间，约莫一半距离的地方，有一片砂洲。还在战争以前，在这片砂洲上搁浅了一艘运输舰。在敌岸上德国人配备了一个重炮队，不但轰击来往的船队，并且也轰击分散的小艇。不论白天或夜间，这个炮队的射击都是相当准确的。经过侦察之后才知道，德国人利用了这艘搁浅在浅滩上的运输舰来作为观测校正哨，因此射击便准确了。　　

　　卡普路诺夫上尉和我奉命去消灭这个观测哨。详细的行动计划已经拟定好。我们须在天黑的时候，在风浪不超过一、二级，水位不小于三十公分的条件下，通过一道布雷的狭路。卡普路诺夫的任务是将一队接舷的水兵送到这艘运输舰上，而把它炸掉。我的任务是保证卡普路诺夫完成工作。如有敌艇出现，我应该上去战斗，而将敌艇牵制住，直到我们的战士从运输舰上完全下来为止；假如敌方开炮，那末便须用烟幕掩护卡普路诺夫，并将炮火引诱到自己身上来。

　　这个计划是很有趣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进行着作战的准备。我们考虑到的是夜间战斗，因此，每天计划着夜间射击的组织方法，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不久，执行任务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天气牵扯住我们。不是起暴风，便是水位太高。要不然便是下雨下雪，把视线完全给遮住了。我们待在掩蔽起来的泊港中，等待合适的夜晚，已等了好几天，实在是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在第二个星期快完的时候，观测站终于不再发布可恨的“六七级西南风，气压六百四十公厘”以及其他的不愉快消息，而是庄重地宣布了：“上半夜风力将低达一二级。云层为四五级，可能短时间降雨，水位二十五公分以下。”

　　我们真没有想到这样好的条件。虽然天色还没有黑，我们便到达了可以开始行动的停泊处。我们抛锚停泊着，等候天黑。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风仍旧呼呼地吼着，驱赶着大批的白云。这样看来，观测站是在瞎说了。

　　“显然，人们是说对了：‘像气象那样地撒谎’。”水兵们埋怨起来了。

　　然而，这回把风错骂了。一切就像神话里“呼风唤雨”那样，风突然停住了，接着，从乌云里爬出了一弯新月，用淡蓝色的光线照着海面。

　　我们立即开始行动：卡普路诺夫的船走在最前面，我随着他的船前进。我们愈往前走，海面就愈显得平静。在被月光照亮的水平线上出现了那艘运输舰——我们的行动目标——的黑影。再过去便是架设着法西斯炮队的那个海角。我们从水平线的黑暗的方面驶向目标，因此，要发觉我们是不容易的。

　　领航员报告说，我们已进入了窄道，接着，几乎就在同时，从艇首传来了弗罗洛夫的声音：“艇首正前方，有圆锥形水雷……距离一百公尺。”

　　在那道银色的月光上，有两列发黑的圆锥形的反小艇水雷横在窄道上。因为水位剧降，使它们全都现露出来了。

　　我们小心地转弯抹角地绕过去。水兵们躺在舷边，拿着棕垫和挠钩。准备随时将危险物拨开。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布雷区。现在，明亮的月光便不相宜了。像“呼风唤雨”一样，当时出现了一些乌云，接着便飘起细雨来。危险的敌岸隐没在雨幕之后了。

　　卡普路诺夫向那艘运输舰拐去，我则向敌岸方面继续前进，以后便用固定航向沿岸行驶着。一切都是太平无事。

　　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卡普路诺夫开动了马达，向归途航行了。我的猎艇上去与他同行。就像舞台上拉开幕布，出现灯光一样，月光又照亮了那两列水雷以及那艘运输舰的老旧的船身。过了一会，响起了一声低沉的爆炸声，那艘运输舰像厚纸板搭成的小屋似的炸得粉碎了。

　　我们是在猛然爆炸的大风中，通过密密的雪花和大浪抵达基地的。对于观测站的准确预测，我们是十分感激的，从此之后，我们对于气象情况和天气预测的地图便发生了兴趣。

　　海湾上掩盖着冰块。跟去年一样，我们这些猎艇便都像冰块似地回到了基地。

　　不久，航行停止。这一年，我们停在喀啷施塔得过冬。强大的浮式起重机将猎艇一艘一艘吊起来，小心地放在安设在岸边的龙骨架上。猎艇上的人员则转到冬季营房去了。

第十四章 二对十三

　　在喀琅施塔得修缮猎艇这一件工作，并不比去年冬季容易。列宁格勒仍然还处在被封锁的状态中。备件和原料不能运来。工人们仍旧还在撤退到后方的工厂中工作。喀琅施塔得没有专供修理猎艇的工场，这使修理工作更加感到困难。一切全凭我们的机械员们以及已获得工作技能的水兵们的经验了。

　　我们在各个车间和仓库里转来转去，为的是找寻所需要的材料。用旧了的、超过了使用寿命的那些配件和零件也都“返老还童”了，我们将它们翻新了一下，又用在工作上。

　　全体人员们修补着船只在战斗中所受的创伤，重行装合着各种机械设备，并且还对构造加以改善。我们的朱伊柯夫为了使机枪能够在不更换弹盒的条件下增加射击次数，设法将两条弹带接在一起，并将弹盒加长了。这样，机枪手便可以不用装弹而射出多一倍的子弹。

　　贝莱伊用一种简单的拉杆及管道设备代替了由一套复杂的滑车所构成的转舵用的紧急传动设备。在要转为紧急操纵时，只须将这根拉杆插入舵叶的顶上，这样就可以像普通舵柄那样操纵了（在木船上就是这样掌舵的）。贝莱伊的这一发明大大加速了转为紧急操纵的改装时间，并且更容易控制猎艇的航向。

　　我与其他猎艇的艇长们一起分析了好几次战斗经过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若干航向角度上，我们是不能充分利用全部火力的。甲板室，指挥桥，以及第二挺机枪都可以妨碍第一挺机枪的射击。我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部署火力点来消除这一缺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集会上，小队长、舰队炮兵主任和机械员们都参加了，并且一致赞同我们的合理化建议。移改火力点的合理性，在我们第三年度的战斗航行的最初几次战斗中便受到了考验。

　　与修理工作同时进行的是紧张的学习。水兵们在有舰队专门人员和各艇艇长参加的技术会议上交换了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之下使用机械设备和武器的经验，分析了历次战斗。小队中的各位专门人员总结了经验，作出了结论，随即对战斗训令作了一些修正。

　　军官们则详细分析历次的战斗，研究猎艇在战斗时的机动方法。我们互相进行批评，揭发了自己的缺点。在战术演习时就试验了各种新的战斗方法，并且规定一个统一的战术。

　　各猎艇的兵员们是在对未来战斗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来迎接一九四三年的春季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获得了比德军优越得多的新的技术设备。

　　当流冰期尚未过去时，我们便出海担负巡逻任务，保护我们的交通线。我们必须对付那些为流冰以及冬季所拉下来的浮雷。稍后，出现了我们在这一个航期中的主要敌手——敌人的高速艇。

　　一九四三年，芬兰湾中的战争复杂起来了。

　　我是作为一个新的角色来开始这一年的战争的。那年春季获得了命令，这个命令又使我高兴，又使我发愁。我被任命为小队长了。

　　离开这个友爱的大家庭——猎艇的全体人员，心里是很难过的。要知道那些水兵们和军士们已经成了我最接近的、最亲密的人。

　　同时，被任命为小队长这件事，是表示在职位上已升了一级，也证明了上级对我的信任。新的职位是需要有很高的责任心的：我已不只是领导水兵们，并且还得领导一批军官。我面前的任务是指挥一小队猎艇作战，将它们的行动组织起来，教导各个艇长了解我的意图。

　　五月末，我们一小队猎艇停泊在一个小小的海港里。我们准备到芬军海岸附近去担任巡逻。我跑到卡普路诺夫的艇上，想和他商定航行时和巡逻时的动作。

　　面色像死人那样惨白的卡普路诺夫，好像僵化了似的坐在他自己的住舱里。

　　“什么事，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发生什么事了？”

　　卡普路诺夫也不言语，随手递过一张纸来。这是他妹妹给他的信：

　　“亲爱的哥哥：

　　我没有力气写信……我刚接到已解放了的格沙特斯克的来信。我们的父亲已被德寇枪杀了。妹妹和叔父被送到德国去了。母亲受不住这种惨剧，伤心过度而死了。亲爱的柯林卡，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的和睦的家庭已不能重圆。柯林卡，亲爱的，你得将德国人彻底消灭！你得替母亲、父亲、妹妹、叔父报仇！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报仇！不要活捉德国人，而只是消灭他们，把你所看见的，统统都消灭掉……”

　　再读下去是困难的，我不能用什么话来帮助我的朋友。我向甲板上走去。在艇尾有几个水兵坐着。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艇长接到了一封什么信吗？”

　　“不知道，不过他是满高兴的，说是到底接到信了。有三个月没有信了。”

　　“怎么的，不大好吗？”

　　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这封信。快读完时，我们这队猎艇的水兵们都来了，接成一堵墙，把我团团地围住。

　　“这些坏蛋！”艇头炮瞄准手林佐夫这样说。

　　“弟兄们，不能放过他们！”

　　“打死这些坏蛋！”

　　在艇上自然而然地就开起一个大会来。每一个发言者都号召大家在战斗时要不惜一切力量，要准确地百发百中地打击敌人。有好些水兵也说，他的亲属和友好之中也有被敌人杀死，被敌人带到德国去的。人们渴望着战斗，渴望着复仇，渴望着公正地裁判法西斯匪徒。

　　我宣布出海的命令时，觉得今天一定会有战斗，这样我们便可以实践我们波罗的海战士的誓言了：只要身上还有一点力气，眼睛还能看见敌人，便要不停止地打击法西斯匪徒。

　　我们带着扫雷器向巡逻线驶去。一艘猎艇的艇长是伐兰丁·吉佳柯夫中尉，另一艘是卡普路诺夫上尉。我是在吉佳柯夫的艇上。

　　无线电员索柯夫洛夫交上来一份从喀琅施塔得拍来的急电，通知我们这两艘猎艇必须驶向岛上去，因为岛上有一个大船队要驶向喀琅施塔得。联队长嘱咐我们要加倍注意。

　　我们离目的地只余下一里半的时候，信号员柯罗里柯夫突然用急促的声音报告上来，说他在艇首正前方看见从岩岛中驶出了五艘敌艇。

　　空气是清澈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海岸，在敌岸的背景前面是这批敌人。敌艇用本来的航向继续行进着。

　　“卡普路诺夫，”我向邻艇叫道，“看见敌艇了吗？”

　　“看见了。”

　　“让他们走得离岸远些，我们应该利用夜色，构成单纵队行前，然后‘切进去’。我方今天有两个船队在航行，这就是说，不能放过敌人的。必要的时候，便用撞击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会儿，敌艇的黑影与阴暗的敌岸边缘化成一色了。天上布满了低低的乌云。我们虽然用低速行进，但距离是迅速在缩短。索柯夫洛夫打着发报键，警告各舰艇已有芬艇出现。炮手和机枪手已经从瞄准器中守候着，只是还没有开火。

　　为首一艘敌艇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问讯号。

　　“别回答！”

　　这时候，观察员发现，这批敌艇是分成两个纵队在航行的。好家伙！这便是说，我们是两对是了！！要退却已经太迟了，并且也不可能。我们的后面是船队和护航队，他们相信我们是在保护他们的。

　　“索柯洛夫！发出电报去：‘我们已与十艘敌艇进入战斗。’”

　　“队长同志！带头的敌舰还在要我们表示身份，”柯罗里柯夫报告上来说。

　　“知道了。”我说着，看见敌人由两路纵队改变为一长串的队形；显然敌人是打算用强烈的舷炮齐射的威力来压倒我们。

　　我们并未改变航向，继续驶近去。这样，芬艇又改变了队形，它们所构成的直线弯曲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三角形。我们是处在它们这个钳子口里面了。

　　“瞧，这才好呢！他们的交叉火力对我们倒没有什么，他们自己才真够受呢，”我这样解释给吉佳柯夫听。“你开足马力好了！你得把船速保持在这个三角形的尖端部分上。”

　　接着我便高声发令：“为了所有的我们的受难的亲属和朋友，向希特勒匪徒们索命——开火！”

　　瞧这一场剧战开始了！就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彼得戈夫欢迎白夜的节目中也看不到这样的花炮。

　　我以前曾在书上读到过，“插入敌阵”可以把一场海战变为无聊的打闹；但是，占便宜的总是插入到敌阵中去的一方。我们占便宜的地方是：敌人必须细细分别，那一艘舰艇是自己一方的，那一艘是对方的；我们便容易了，一眼望出去的十一艘中有十艘是敌方的。

　　在大炮的轰鸣中，机枪的轧轧声中，马达的吼声中，人声几乎完全淹没了。不论向哪一边望出去，所看见的都是五彩缤纷的弹道线。子弹在头上呼啸着。机枪手米库拉用小心瞄准的机枪子弹射向某一艘底艇。卡普路诺夫向右边让过了一些，也尽可能迅速地向敌人射击。

　　敌方的机枪子弹带着啸声飞进指挥桥来。挡风玻璃哗啦啦地散碎开来。吉佳柯夫微弱地叫了一声，靠在指挥桥的已被打断了的栏杆上。

　　他已中了子弹。在他的脚下一会儿就流聚了一滩血。

　　“柯罗里柯夫，来救护你们的艇长！”我叫喊着，当即站在机械传话器跟前。

　　这时候，离某几艘敌艇的距离已缩短到只有几百公尺。右边可以看见被卡普路诺夫艇上的炮手们击沉了的那艘敌艇的艇尾。水面上尽是黑黝黝的人头。我们继续驶近去。

　　舵轮班长雅库谢夫咬紧牙关将航向直对准横在我们航路上的那艘敌艇。奥斯特罗乌斯的炮接连地打进它的艇舷。敌艇的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哑掉了……

　　到了只有六十公尺的时候，我命令雅库谢夫改变航向。

　　也有一长串子弹打到我们艇上。发出了烟味。“起火了吗？”我们从离开那艘被奥斯特罗乌斯击毁了的敌艇只有几公尺的地方驶过。这艘敌艇已经不能动了，它剧烈地向右侧倾斜过去，甲板上的建筑物已被摧毁了。

　　“这已不是目标了，”我不由自主地这样想着，便向另一艘敌艇驶去。相隔只有六十公尺……只有四十公尺了。敌艇突然停止射击，猛然躲向一边，为的是避免对撞。米库拉用机枪对准敌艇作直接射击。然而，还是给它躲进黑暗中去了。

　　“混蛋，溜走了！”

　　我减低了航速，寻找在激战中失散了的卡普路诺夫的猎艇。有好几处地方在互射着，但是，有一方面，一面弹道就像是海洋一样赶快驶往那边去。

　　“舵右向！正对那片弹道。”

　　雅库谢夫有点不自然地靠在罗盘上，慢慢地在转动舵轮。他的身材也好像短了一些。在他的下巴上有一道血流。

　　“腿疼……站不住了。”他自己承认道。

　　我和柯罗里柯夫两人把雅库谢夫抬在一边。瞄准手林佐夫请求担任他的职务。他的一只手已经打断了。但是他说：

　　“我不能瞄准了，可是一只手可以把舵。”

　　这样就只好答应他了。这时候，吉佳柯夫已经包好了手，忍着痛，站在机械传话器跟前了。

　　“上哪里去？”

　　“上那个乱哄哄的地方去，”我指着那边炮火弹道结成一片的地方。“加快马力！……”

　　战士们就趁着这短短的喘一口气的时间，用堵塞物堵塞住了破孔，扑灭了底舱里的火。

　　我继续在寻找卡普路诺夫。受了伤的雅库谢夫帮我找到了他。柯罗里柯夫迅速地用夹板把他的打断了的腿挟起来，接着，这个舵手便代替信号员报告道：“看见卡普路诺夫的猎艇了。……左方……四十度。”

　　现在可以看得明白了，希特勒匪徒们那样热闹地在乱打，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们向卡普路诺夫的猎艇驶近去，但是没来得及和他谈话。从南边出现了五艘以单纵队在行进着的敌艇。

　　“他们想把我们逼到岸边，去受炮队的袭击，”吉佳柯夫因为痛而咬紧着牙关说，接着便开足了马力。卡普路诺夫向旁边闪开了。

　　开始下起小雨来了。我为了把周围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便爬上了指挥桥的桥栏。这一队敌艇顶用疾风暴雨似的火力迫使我们转身。但是我们坚定地向它们驶去。吉佳柯夫瞄准了最近一艘敌艇。奥斯特罗乌斯的艇首炮的炮弹以百公尺左右的短距离先将敌艇上的自动炮打坏，后来将敌艇的甲板室从甲板上轰下去了。

　　后面几艘敌艇，一面用机枪打着，一面都溜跑了。遗憾的是，当最近一艘敌艇离我只有四十公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艇首炮不响了，因为，这门自动炮中了一枚炮弹，弹药手受了伤。

　　“撞上去！”吉佳柯夫向林佐夫喊道。

　　四周的一切好像全成了一片火海。被弹道的光芒照亮了的敌艇在眼前显得很大。我清清楚楚看见敌艇舷上的破孔，以及倒在甲板上的一些人体。

　　“现在不能拐弯了，相撞是避免不了的。……”我这样想着。血管在太阳穴里绷绷地跳。突然，艇首炮又响了起来……爆炸的火花闪了一闪。……轰然一声，空气震了一震。敌艇变成碎片四散了……”

　　我醒来时，身体在甲板上。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我看见射击的火光和曳光的炮弹的爆炸；我觉得，艇身由于马达的开动而在颤动，但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站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便爬到轮机舱舱口旁边，轮机员西伐柯夫从甲板上把燃烧弹拨开，抛在有水的底舱下面。机枪手毕梅诺夫躺在我身边。他的机枪的枪筒孤零零地对着天上……

　　艇尾后面有一艘敌艇在追赶上来，这使我站了起来。我奔到机枪前，瞄准着敌艇的艇首；这艇首正在凶狠地切破水面，把两撇白须远远地抛向两边。在敌艇的甲板室前面亮起了淡绿色的灯火，我的头上也有一批发亮的甲虫飞过去，我按住扳机，打出一梭长长的机关枪弹。机枪在手里就像生物一样在跳动着，但是射击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到。

　　“对准甲板室……对了……再打……再打！……现在要对着甲板室下方的舷板了，在这里面便是轮机和油槽。”

　　弹道穿进了敌艇的舷板和甲板室。它倾侧了船身作着回航，向旁边驶开了……

　　我停止了射击，走上指挥桥。吉佳柯夫因为疼痛而皱着脸，不知在对我叫喊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他的话。他于是就伸出了手，指着前面。一批敌艇派成两个纵队向我们驶来。吉佳柯夫伸出了三个手指，指着左边那一个纵队。我很不容易地从他的叫喊声中听出了“另外的”那三个字。接着，他又伸出四个指头，指着右边那一个纵队，做了一个鬼脸表示这是原来的那一批，已经“挨过打的”敌艇。

　　“好极了，”我想着，“有三艘快艇驶来支援芬兰人了，现在他们跟那四艘在我们数度突入敌阵时逃跑了的快艇合在一起，又要想来逼我们驶近岸边，好让炮队来轰击。我们便得且战且进地返航，利用急促的时机，在他们身边擦过，驶得离开敌岸远一些。吉佳柯夫袭击左边那一队，卡普路诺夫攻击右边那一队。”

　　炮火的火海又汹涌起来了。炮弹的爆炸使我们的猎艇震动起来。有一发炮弹落进了甲板室，费定带着几份无线电报从甲板室跑了出来。这位无线电员浴着血，几乎站都站不住了。那几份电报是令人愉快的，电报通知我们，有两艘猎艇已经派出来支援我们，临近一艘巡逻艇已经驶来，并且也参加战斗了。

　　机枪手毕梅诺夫震伤之后已经复原了，他又对着那些敌艇在扫射了。出人意外的，这两队敌艇突然都掉头驶了开去，躲进烟幕背后去了。这时，有一些火箭向上空飞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刚驶近烟幕，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升起了许多被大口径炮弹所激起的白色水柱。这便是说，那些敌艇已失去了取胜的信心，而召来了海岸炮队的火力。

　　林佐夫猛然转过了舵轮，但是，猎艇并不听舵叶的指挥。吉佳柯夫便开始使用马达来操纵猎艇；林佐夫跳下指挥桥，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报告说：马达室附近的舵链给打断了，接着，他又走掉了。

　　吉佳柯夫将猎艇避开被炮弹所激起的水花，努力设法驶离开去；但是就在艇首正前面，又升起了一批水花。于是他就停了车，接着，炮弹所激起的水花突然就离得远一些了，敌人隔着那些敌艇所布的烟幕，是看不见我们的，因此，他们是依据我们猎艇驶开去的可能航路而猜测着发炮的。我们等过了一个时候，重又加快了马力，回到了巡逻艇。

　　暂时的昏聋结束了。我渐渐地恢复了听觉。我听见，在北方，在海湾里远远有几艘快艇的骚声。好像是骚动的蜂窝发出的嗡嗡声。

　　我命令减低马达的骚声，接着便跨到卡普路诺夫的艇上去。卡普路诺夫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他已经包上了绷带，绷带上有血在渗出来。

　　“柯里亚，朋友……”我俯下身子叫他。

　　“我已经报过仇和，”他说，“敌艇怎样了？”

　　“还没有走掉。……你别发傻，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打敌人呢。”

　　“不行了，伊戈尔，全都……请你指挥这艘艇吧。”

　　在第一次切入敌阵时，就有一排子弹打在指挥桥上。卡普路诺夫的臂部、腿部、胸部都受了重伤。他的助理艇长洛巴诺夫斯基打掉了一条腿。舵手伊夫琴柯当时便打死了。炮手津巴连柯跑上指挥桥，把住舵轮，并且担任起指挥全艇的任务。炮长德伏梁金被一枚在甲板上爆发的炮弹的弹片所打死，电气技术员阿库洛夫接替了他的位置。机枪手巴日诺夫两腿都受了伤，还躺在甲板上装着子弹带，递给投雷员弗罗洛夫；弗罗洛夫则一个人轮流用两艇机枪扫射着。甲板室和艇舷上满是破孔。两具罗盘都已打坏。无线电台也使不得了。

　　我命令把全部伤员都安顿在卡普路诺夫的艇上，从吉佳柯夫的艇上搬过去一具罗盘，指派费定担任指挥，教这艘猎艇直驶喀琅施塔得。猎艇隐没在黎明前的浓雾中了，无线电员索柯洛夫便拍出了一封电报，报告战斗结果并请求派一辆救护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卡普路诺夫的猎艇。

　　敌艇的骚声低下去了。东方的天际逐渐地变红了。小队机械员吉托夫走上指挥桥来报告，说全部破孔已经补好，打断的舵链也已接好了。

　　“这给您留着作这次战斗的纪念吧，”他递给了我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这东西打穿了艇舷，便落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了。这显然是一颗流弹。”

　　我的神经紧张状态过去了，接着，痛楚便剧烈起来。由于受了震伤，头脑是迷迷糊糊的，颤抖的手指连火柴都不能划了。我点了一枝烟，吸了第一口，便老是想呕吐。我老想着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心里一刻都不能安定下来：“不知他们能不能拖到喀琅施塔得呢？还有其余的那些伤员不知怎样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傍晚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在医院里了。病室不大。我侧过身子瞧瞧那位看护员时，觉得头部剧烈的疼痛。

　　“终于醒来了，好汉。那就好了！”她这样说。“我马上去请大夫来。”

　　看护员从门后消失了，一会儿她又带着斯维吉奇医师回来。

　　“您安安静静地躺着好了。尽量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动。到了时候我会让您起称的，”大夫这样允许了我。

　　“好——极——了，”我说着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得顿一顿。“没—有—人—来—看—我—吗？”

　　由于激动，我的左脸痛起来了。

　　“来了几个人，但是我不让他们进来。您需要安静和休息。”

　　我费了好大气力，对医师解释，我得向上级报告战斗经过，还要知道同志们的情形。但是斯维吉奇坚决地再说一次：“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人来看您。”

　　“不——行，请您让他们进来！……。”

　　斯维吉奇看出，阻止他们进来反而只会刺激我，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走出去，吩咐让我的客人们进来。几分钟之后，柯切杨、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便出现了。

　　我想知道，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怎样了，还有雅库谢夫、林佐夫、巴日诺夫以及其余的伤员们又怎样了。

　　柯切杨安慰我说：“都很好，都很好。他们全躺在隔壁一间病房里。全都脱离危险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您已不在我们猎艇上了。”弗罗洛夫说。“这我们感到遗憾，艇长同志！我们全体人员祝贺您胜利，并且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多谢，朋友们。这并不是最后的战斗，我们还要在一起作战呢。”

　　柯切杨打开了一张报纸，把用红笔划出的一段文字指给我看：“苏联情报署报道。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消息。敌方快艇十三艘在芬兰湾向我方巡逻艇二艘袭击。苏联海军战士当即向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应战，击沉敌艇二艘，重创敌艇一艘。其余敌艇在芬军海岸炮掩护下匆匆逃逸。我艇安全返回基地。”

　　这使我惊异起来：在这样巨大的解放战争中，这样小小一个插曲，居然会发布正式消息！这样一种奖励是我没有梦想到的。

　　斯维吉奇大夫又来了：“嗳，客人们，该走了吧。”

　　柯切杨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全体人员向您道贺。假如大夫允许，明天我和分队长一同来。”

　　正当柯切杨在说话的时候，弗罗洛夫已将一包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面了。

　　“哦，”我想，“这些水兵们啊，什么都不会忘记的！”

　　门关上了，房内又寂静起来。

　　第二天，斯维吉奇医生费了好些时间检听我的心脏，试验我的脉搏，并且另外还找了一个医生来；那个医生要我闭上眼睛，要我张开手指，要我瞧着他那一会儿移近我的鼻子一会儿又移开去的手指尖。

　　他们在进行这种检视过程中，不断地用我听不懂的拉丁语交换意见。后来，斯维吉奇用针刺我的腿，真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痛。

　　“痛不痛？”

　　“不痛……”

　　在臂上，在左半身上刺了几下，结果也一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

　　两位医生走出门去的时候，还是一直用俄罗斯话和拉丁话的混合语言交谈着；他们的话我一点也不懂，但从他们的口气中可以猜到：医生对于我的状况是不满意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负伤的水兵和费定偷偷地走来了。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谈话。只有那些自己不能走路的人，不能来；那几个便是：卡普路诺夫、吉佳柯夫、雅库谢夫、巴日诺夫、洛巴诺夫斯基。据同志们说，他们都因为伤势太重，不能起床了。

　　房间出乎意外地打了开来，走进病房来的是联队长、柯切杨、政治部主任和分队长；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穿着睡衣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

　　“您好，切尔尼谢夫同志。”联队长向我伸过手来。

　　“您好，上校同志。”

　　有几个记者从旁边走来，用照相机在瞄准。

　　“司令员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阿历山德尔·涅夫斯基勋章，以嘉奖您能够用少量兵力战胜数量上超过我方的敌人，并且在战斗中表现了刚毅和坚定的决心。我代表指挥部和我本人向您道贺。”

　　联队长说着最后一句话时，便将勋章授给我。

　　我的眼睛面前火星乱飞起来。对于这样的看重和奖励我想表示我的感谢，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答词，未必有人听得懂，但是，看起来，这是无关重要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全涌上来，抢着向我道贺，握我的手。摄影记者把摄影机弄得劈劈啪啪地响，镁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亮着。

　　不知是由于镁光呢还不知是由于这种遭遇，我的眼睛里流出眼泪来了。在耳边的嗡嗡声中我还听见这样一些话：“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卡普路诺夫上尉，伐兰丁·格奥尔基维奇·吉佳柯夫中尉，……红海军上等兵津巴连柯……授予红旗勋章……”

　　一切都混在一起，浮动起来了，我觉得眼前发黑，于是便倒下去了。当我又清醒过来时，太阳正照进窗里，从街上传来了葬礼进行曲的乐声。

　　我爬到窗边，望出去，只看见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队送葬的行列在慢慢地移动着。前面是三具棺材，上面罩着海军军旗，后面跟着联队长，各分队军官……柯切杨……水兵们。还有花，许多花，许多花……。

　　“是葬谁呀？！”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病人！您在干什么？”看护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安静点躺下来吧，大夫就要来了……”

　　看护员竭力要我上床去，但是，一种可怕的预感把我拖住在窗边。突然起了一个猜想：“安葬的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伊夫琴柯和德伏梁金。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一个是谁呢？”

　　“看护同志，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怎么样？”

　　“第三个安葬的是谁？”

　　“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死了，此外就再没有人死过，全都好好儿活着。”

　　我转身看向看护员。她眼睛里含着眼泪。

　　“同志……”

　　“安葬的是卡普路诺夫……伊夫琴柯……”

　　“卡普路诺夫吗？……他不是活着的吗！！！”

　　……

　　一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卡普路诺夫是在快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的时候去世的。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两星期之后，他们将我搬进了一间病室，跟吉佳柯夫和洛巴诺夫斯基在一起，并且允许我可以起床和看报。这样，我又可以经常知道海上的战斗消息了。

　　我的母硳在西多连柯的指挥下成功地经过了三次战斗，并且击沉了两艘敌艇。

　　其中有一次战斗的经过情况是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讲给我听的。

　　他们和一艘作伴的猎艇一同出去巡逻。斯列波夫发现了三艘敌艇。他们是横着前进的。冈察洛夫（他又回到这艘猎艇上来了）对着为首一艘敌艇射击，弗罗洛夫对着末尾一艘射击。已故的卡普路诺夫的那艘猎艇上的炮手们——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则轮流地对着中间一艘射击。这时候，斯列波夫发现，另外又有三艘敌艇从另一方面驶来。

　　西多连柯开足了马力，决心对敌人进行冲撞。距离迅速地在缩短。只有半链了……这时候，弗罗洛夫用直接瞄准对准芬艇的甲板室下方射击……敌人的弹药爆炸了，船也就烧了起来。

　　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将火力转对着第二队敌艇的头艇，也将它击毁了。

　　这是一个白夜。艇上全体人员清楚地看见，在海湾的中央那艘敌艇像是一支蜡烛似的，不动地在燃烧着。法西斯匪徒们想拯救他们的同伙，但是我们的炮手们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时候，又有两艘猎艇从邻近的巡逻区驶来。敌人便开始逃跑，隐没在烟幕后面。

　　“烟幕是呛人的，外加岸上的炮队猛烈地在射击。这样，我们只好转回来了。”别洛波克这样解释道。

　　“抓到俘虏没有？”我问。

　　“当我们追击那些敌艇的时候，那艘打沉了的敌艇上的人全都淹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

　　“您现在该祝贺弗罗洛夫所得的奖章了，”别洛波克想记起来说，“这种奖章，波罗的海舰队里没有人得过：那是不列颠王国乔治第六奖给他的英国‘军功’章。”

　　“就是这样一个徽章，”弗罗洛夫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关系，就是英国奖章也好，我还是要祝贺您的。”我这样说。

　　“多谢。假如是俄罗斯的奖章那就更好了，更确实可靠了。在我们的奖章上，人人都能够认得上面‘军功章’三个字，可是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留着胡须的国王，像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似的……”

　　我出院了，但是指挥部却不放我出海，根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硬要我作一次休假旅行。

　　我确很想回到亲爱的莫斯科去一次，去看看家里的人，看看那些熟　的街道和桥梁，古老而伟大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然而，在夏季战斗正打得火热，每天都有激战发生的时候，离开同伴们到别的地方去，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最后，我还是只好依从了分队长和副分队长柯切杨的坚决要求。

　　在出发前，同志们委托我在莫斯科访问一下卡普路诺夫的妹妹。

　　飞机在半夜中启发，直对着“大陆”行进。树林、铁路路基、以及由白夜的淡青色光线微微照亮了的英雄城的幽暗的郊区，在机翼下面向后退去。乘客几乎全部都是军人，他们靠在窗口，贪婪地眺望着列宁格勒。

　　一会儿，窗外望不见什么了，白色的夜雾用不透明的幕布将大地掩盖起来了。

　　飞机的载客舱漆着阴沉的灰色，里面没有一排一排的沙发椅，就像是一节货车似的。我们的确是坐在“飞行车厢”里，在封锁期间，这种飞机曾给列宁格勒运来各种各样的给养品，在回程中则带着伤病员和指挥人员回去。在机舱中央，一个射击手的下半身高高地吊在皮带上在摇晃着。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毛皮长统靴，他的头和他的转动机枪的回旋盘的两手，我们是看不见的。

　　从雾气的缝隙中，我看见了刺多牙湖的起麻斑的湖面。一艘拖着木船的拖轮和一艘在巡逻的猎艇掠过去了；几分钟之后，在机翼下面闪过了一些码头、仓库和房间。

　　当我们又在树林上面飞行的时候，射击手解去了皮带跳到机舱中来。他向我们巡视了一周，高兴地说道：“事情完了：你们已经在后方了。”

　　朝阳的光芒照亮了树顶和湿漉漉的机翼。迷雾地区已经飞完了。驾驶员作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向下方降落。稍稍震动了几下，接着马达便停住了。我们下了飞机，踏在有露水的青草上，愉快地伸了伸懒腰。这就是后方，是“大陆”了。我好久不曾听到的鸟叫声，芬芳的清晨的新鲜空气，脚下的土地，以及飞机场旁边玻璃完整的小屋，这一切好像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离前方只不过几十分钟的航程。停放在穹形仓库中的飞机以及里面坐着驾驶员的值日“雅克”机，才使人想到离开前方只有几十分钟的航程。

　　飞机加了油，我们喝完了第一杯“后方茶”，接着继续向莫斯科旅行。

　　一座被弹片打伤了的、到处都是弹坑的树林掠过去了。被曲折的战壕所切断的、被密密的铁丝网所围住的一片田地掠过去了。在一些焚烧过的死气沉沉的空地上，常常可以看见仰天的炮筒、被打毁被烧坏的坦克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一会儿就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的长方形的耕好了的田地以及一排排的绿色的庄稼。那些在瓦砾场旁边有用黄金色木板盖成的新农舍的村庄，也开始出现了。

　　突然地，出现了工厂的烟囱、船桅、房屋……莫斯科到了！

　　飞机在中央机场的平坦的场地上跑过，最后停在充满阳光的飞行站前。

　　我走下了飞机。在这一片静寂中只听见鸟儿的叫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我乘坐第一班地下铁道列车往莫斯科的另一头去，半小时之后，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按着家里的门铃。我听到了拖鞋的拖曳声和母亲的带着睡意的、一点没有改变的嗓音：“谁呀？”

　　我用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道：“找姓切尔尼谢夫家……从波罗的海来的！”

　　门锁响了。母亲没有按下门键，将门微微开了一点。她的眼睛仔细地向外张望……但是认不清楚。

　　“开吧……开吧……妈妈！”

　　“我的孩子！”

　　母亲一面笑着，一面流着眼泪，把头发斑白的头紧靠在我的肩上。

　　我的父亲和弟弟恰巧也在莫斯科，他们听见闹声，都奔到前室来了。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大家都抢着这样问。

　　我摊了摊手。七小时以前，在列宁格勒机场上，我不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旅行会这样简单、迅速地完成的吗？

　　我到了莫斯科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那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走进住所来的人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有的向笑容满面的母亲讨一点火柴，有的来讨点盐；他们好像偶然似的看见我们三件军大衣，一件上面有铁道兵团的肩章，一件有空军肩章，一件有海军肩章，便都惊讶地叫起来，道贺起来，接着又匆匆地走向我们，来探问最近的前方消息，主要是问“快接近胜利了吧？”这是又有趣、又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早晨，我偕父亲和弟弟一同上街去观看一下战时的莫斯科。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但仍还结实的铁道兵团少校工程师，一个是留上了上髭的海军军人，一个是还没有留须的空军驾驶员，从容不迫地在街上走着。换句话说，陆、海、空都齐全了。

　　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响着；无轨电车在停车站上嘶嘶作响地打开车门。一群群的汽车，服从着民警姑娘的指挥棒，一会儿在十字路口停下，不耐烦似地响着马达，一会儿又吼叫着开走了。在漂亮的“齐斯一Ｏ一号”汽车旁边，驶行着“维里斯”的吉普车，在漆着“面包”字样的送货汽车后面，跟着的是载有反坦克炮炮手的“齐斯五号”汽车。在无轨电车旁边则行驶着履带轰轰作响、躯壳低低的“伏罗希洛夫”型坦克。在街道中间的旷地上有忙碌的、不怕人的麻雀在跳跃，在天空上，则有成双作对的驱逐机急急地掠过。

　　在莫斯科，男人比列宁格勒多得多；大多数都是穿着各种兵种的制服的，而且几乎全都佩着一列一列的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像我们一样，这都是一些因为有事或是休假而来从各地来的人。

　　红场上的高高的钟楼、历史博物馆、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列宁墓、甚至广场上的铺石，全都充满着伟大、镇定、自信的神气。

　　在最高苏维埃的大厦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共同的求取胜利的意志，是在这里集中着的。我想着：“我现在望着克里姆林宫，可是就在这时候，也有人在报告斯大林，说昨夜有几艘猎艇在芬兰湾上又进行了新的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接近航路，不让敌人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布雷。”

　　跟着这种思想而来的是关于很久以前一次五一节游行的回忆。那时候，与我一同在我们学院的纵队中走着的有我的几个好朋友：瓦纽卡·波柯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阿莫辛……我们的行列在列宁陵墓前经过时，斯大林就举起手来，他对着以我们为代表的正在成长着的海军致敬。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斯大林。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又看见他了，他的样子只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在微笑，而是在严肃地、全神贯注地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回到家里，迎候着我的是心情焦急的母亲。

　　“有人来找你上人民委员部去……难道说你要走了吗？”

　　我仔细地刮了一下脸便去了。值日员领我去见政治部副主任。在一间不大的、陈设简朴的小办公室里，一位年青的高个子的军官请我坐下。

　　“我们知道，您伤愈之后在莫斯科作短期休假。”

　　“正是这样。”

　　“您在战前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拳击？……搞得还有些成绩。”

　　“成绩，那我就不敢说了。”

　　在这位首长的眼里闪出了和善的微笑。

　　“总之，您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又在作战，这便行了。这几天要开苏维埃运动员第二次反法西斯大会。请您去参加。我们委托您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致敬。”

　　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我是完全不善于讲话的。”

　　“什么？您已经害怕起来了吗？”

　　“并不是害怕；但是这件任务是很重大的，而且……我觉得有点‘不敢’。”

　　“胡说，再困难一些的事您也对付得很好，您跟十三艘敌艇作过战，现在怎么忽然就有点‘不敢’了。”

　　继续谈了一阵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作了一个不可违拗的结论：“您就像现在跟我谈话一样，把猎艇艇员们的事迹在大会上报告一下好了。我祝您成功！随便有什么问题，请您打电话来商量好了，”于是他就递给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问卡普路诺夫的妹妹。我怕这位少女会哭，因此不知怎么做才好，不知怎么把尼可拉的为国牺牲情形告诉她才好。我鼓很很大的勇气去按卡普路诺娃所住的门铃。但，当那位相貌很像我的已故的朋友的身材高高的、姿态优美的少女把门打开的时候，我才略为镇定一些了。

　　我走进一间不大的、像少女一样整洁的房间。

　　“大概的情形我已经全知道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详细一点说一说好了。请您不要怕我会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全流完了。”

　　窗外，莫斯科的黄昏已经很浓厚了，蓝色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我们还继续坐着谈话。

　　我们谈话要结束时，另有一件使我不安的事在等着我，在我由喀琅施塔得动身之前，我们小队的军官们以及旁的舰艇上的卡普路诺夫的朋友们，凑集了一笔钱送给卡普路诺娃，以代替她的哥哥每月寄给她的钱。怎么交给她，才不会损伤少女的自尊心，才不会使她不快呢？　　

　　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外交家，因此，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行动。

　　“阿娜丝达西亚·伊凡诺夫娜……没有哥哥帮助，您一个人过活是比较困难些的……请您原谅我们这些您哥哥的朋友们，请您接受这一点帮助……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们大家，或是告诉随便那一个人好了。……我们是很愿意给予任何的帮助的。”

　　我怪难为情地把那一包钱放在桌上。

　　少女对这个包瞥了一眼，抬起眼来向着我说：

　　“你们的关切和照顾比钱宝贵得多。我引为自豪的是，同志们都喜欢尼可拉，都记得尼可拉。我十分高兴，尼可拉有这样几位忠实的朋友。感谢得很！”

　　我心里十分感动地和她告别，一路上我都在想念着尼可拉和其余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现在正在担任巡逻，也许，这一刻正在和法西斯匪徒的快艇作战。

　　在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里，我以前只有在听音乐会时来过，都是坐在池座里的。七月十八日那天，我坐在台上，坐在主席团的席位里，和著名的运动家们坐在一起。这里有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雅柯夫·库正柯，佐姬·波洛托娃，列奥尼德，梅什柯夫，尼可拉·柯罗列夫，盖奥尔格·兹那明斯基等人。许多都穿着军服，配着勋章。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宣布开会之后，首先发言的是苏联英雄里亚波夫。这位飞行员讲述了他是怎样轰炸柏林以及希特勒帝国的其他大城市。接着讲话的是彼特尔·斯特鲁德、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和雅柯夫·库正柯。这几位运动家讲述着，运动员们是怎样在前线运用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希特勒匪徒们作战；在普遍军事训练中是怎样准备着苏维埃军队的新的补充力量的。

　　我发言的时候近了，于是我就不安起来。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中的字句流散开来了，重叠起来了。

　　“请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参加者，切尔尼谢夫上尉发言。”

　　我谨慎地、从容不迫地离开座位走上讲台。我的心不断地在增加着跳动的速度。

　　“我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苏联运动员反法西斯大会致以战斗的敬礼！”

　　爆发了一阵鼓掌声，我偷偷地瞄了瞄发言稿子。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教导俄罗斯海军军人不是用数量战胜敌人，而要用勇敢和能力去战胜敌人……。”

　　在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不久以前的一次战斗情景，以及卡普路诺夫的消瘦而严肃的面容。我开始讲述他的事迹，他为国牺牲的那一次战斗，以及旁的几次战斗，就是猎艇艇员们为了他，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人民所受的苦难，而进行复仇的几次战斗。

　　我说完话后回到座位上，我的脸由于激动而在发烧。有人从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时竟认不出这就是那位政治部副主任。

　　“好汉子！说得好……我就不懂得，有什么可胆怯的！”

　　“不习惯……”

　　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运动员书，号召大家加倍努力来击溃法西斯匪帮：“……请记住，运动员兼战士们！在战友之间，你应该是最强有力的、最能吃苦耐劳的、最勇敢的、最灵活的，你的岗位总是在前面的，总是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场所。你要第一个投入战斗，并且以你个人的范例来诱导你的战友们……

　　……每一个热爱生命，要想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自由人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每一个珍重祖国的荣誉、独立和自由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朋友们，前进吧，投入正义的战斗中！”

　　在莫斯科再耽搁下去，就觉得是一种“道义上临阵脱逃”的现象。

　　第二天傍晚，我便搭上飞机回到列宁格勒。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初两天，是在探询和叙述中间度过的。关心后方的生活和首都的情形的水兵们和军官们把我团团围住了。

　　第三天，我随同两艘猎艇出海了；这两艘猎艇的艇长是尼可拉·吉日金和米哈伊尔·阿维尔金。我呼吸着火清新的海洋空气，感到脚下的甲板在颤动，心里觉得愉快。我们所担任的巡逻线就是两个月以前与十三艘敌艇作战的地区。我不安起来：闲逛了两个月，我会不会把自己的海军军人的品质丧失掉呢，我会不会忘掉在遇到敌情时迅速把定方针以及猜出敌人的企图的技能呢？我记起了我在莫斯科签了名的那份致全世界运动员书，我记起了与卡普路诺娃的谈话，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的诺言。

　　在巡逻线上，我们停了马达，让猎艇漂浮着。在东方，就在水平线上低低的地方，亮着皎洁的黄色的月亮，它在黑暗的水面上铺上了一道金黄色的亮晶晶的道路。

　　夜间一点钟时，有六个长长的黑影慢慢地、无声地切断了这条金黄色的道路。这是敌艇。

　　我们在水平线的黑暗部分，是被人看不见的；我们窥视着敌艇的行动，将它们的行动用无线电报告基地。当敌艇向西拐了一个弯的时候，它们发觉了我们，接着便企图抢占能逼使我们处在那一道月光中的地位。

　　我们必须保持有利的位置，来帮助我们的炮手们进行射击，从而使敌人难于攻击。海面上没有我们其他的舰艇，没有什么牵制我进行相机活动。我决定只在站立有利的阵势，并尽可能少拿我的部下的生命与冒险的条件下来投入战斗。

　　我们采取了与敌人相平行的航向。默默的“方位争夺战”开始了。用这样的航向行进着，敌艇无法驶入黑暗部分，也不能把我们逼到那道月光里去。后来，它们同时转向我们，并且开起火来；这样，这种争夺战便一下子结束了。显然，敌人的神经是受不住这种沉默的争夺战的。

　　现在他们是用正面队形前进，我们正好横在他们的航路上了。我这样推论着：每一艘敌艇的艇首只有一个火力点，是机枪或是自动炮，这样，他们一共只有六个火力点。我们如果从舷侧射击，可以发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火力。必须加快速度，驶开去，驶到水平线的黑暗部分中去。等敌艇重又处在月光中时，我们再采取平行航向，并且开火。我们处在敌人的侧翼，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树木与刚才相同的那么多火力点；但芬艇方面却只有右翼最边上一艘艇可以使用四个火力点，其余各艇都是互相挡着，同时，我们的飞越过去的炮弹还可以打击右翼一艇后面的那些敌艇。

　　我发出了命令：“艇长，加快航速！对准左边最边上一艇开火！”

　　“是！……对准从左边上一艇——开火！”

　　阿维尔金一艇跟在我们后面，从右方向最边上一艇开了火。侧翼机动的计划是成功了：我们用全部火力猛轰着的一艘侧边敌艇。飞越的炮弹也打着了其它的敌艇。敌艇开始散开，变成了方位队形……

　　我们周围的爆发声显然增多起来了，我们头顶上的各种颜色的弹道网也稠密起来了。我暂时停止了射击，再加快航速，占据了一个使右翼一艘敌艇挡隔住其余敌艇的位置。芬兰人气得不得了，胡乱地射击了一阵，为首一艇步不住我们的准确的射击，便驶开去了。

　　全部芬艇一面回击，一面逐渐退却。我们不停地射击着，开足马力追赶上去。第四艘敌艇突然掉了队，停在一个地点上打着转；显然，它的舵轮操纵器已打坏了。它的旁边一艘敌艇施放了烟幕。我怕受到敌方狙击火力的袭击，因此决定不突入到烟幕里去。

　　我们迂回了烟幕地带，于是又看见敌人了。所有的敌艇，连同那艘受伤的敌艇在内，都已处在他们的海岸炮掩护之下了。这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在同时，我也有可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猎艇都没有受损，人员中也没有一个负伤。

　　水中听音器的作用在警备舰艇上是大大增长了。夜间的雾气常常把巡逻艇包围起来，使人在几链的距离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水中听音器便成了守望的主要手段。这种仪器本身是很精密的，再加上有丰富经验的话，就可以使人听出最细微的扰声。按照声音的性质，专门人员不但可以断定舰艇的级别，并且还可以听出舰艇的艘数。因此，水中听音人员在猎艇上的重要性已不下于炮手和信号员了。

　　有一次，我带着卡普路诺夫那艘猎艇（现在艇长是柯尔谢夫纽克上尉）去保护航路。有一个船队必须从航路上通行过去，但那夜的天色乌暗、没有月亮，还飘着细雨。我们准备着随时与敌人突然遭遇，因此全体人员都待在甲板上。

　　夜半之后不久，水中听音员库里柯夫报告上来说，在北方听见有几艘快艇的螺旋浆和柴油机的声音。柯尔谢夫纽克在航图上画出了与我们的所处位置所成的方位以及水中听音员所指出的与敌艇的距离。我们用无线电发出了警告，说在我区发现敌人的鱼雷艇，并且按着在航图上画出新的方位和距离，从而测定敌艇的航向和航速。距离渐渐地迫近了。方位没有变更，而距离则迅速在缩小，一会儿，透过雨幕已可看见四艘敌艇的模糊的黑影。我们开了火。敌人的鱼雷艇作了猛烈的回击。

　　这决斗的一刻好像是无止境地漫长似的……

　　我们的猎艇被击中了几下，而且为首一艘敌艇的艇尾上的炮火在猖獗起来了。

　　日伏拉加快射击，叫道：“给我们已故的艇报仇！”

　　“给卡普路诺夫报仇！”

　　在雾中发出了一片红光，在回答这一呼号；接着，敌人的鱼雷艇轰然一声地爆炸了。其余的敌艇全部掉头往回开走，只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烟幕。

　　柯尔谢夫纽克想突进烟幕中去，想较快地追上那艘已打中了的敌艇；但我提醒他，烟幕可能是有毒的，而且，突入烟幕中的话，还可能遭遇到狙击火力。他一面骂着，一面把猎艇绕过烟幕的尾部驶向前去。

　　在爆炸地区，我们看见有三艘停了轮机的鱼雷艇。

　　我们已迟到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战斗。于是我又开了炮。

　　西边也传来了射击声，这是吉日金一艇赶来支援的。敌艇不敢恋战，就隐入黑暗中了。我想知道敌艇的航向，唤着水中听音员，但是库里柯夫没有回答。我们发现他已经中弹阵亡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一座长满了松树的高岗上埋葬了库里柯夫。艇员们对着同志的尸身立下了要为他报仇的誓言。

　　当天晚上，我带了柯尔谢夫纽克和吉日金两艇到了敌岸附近。年青的库兹涅佐夫接替了已故的库里柯夫担任水中听音工作。夜间十二点多的时候，他报告上来说，听见有敌艇的螺旋浆声音了。我们便向声音驶近去。库兹涅佐夫校正了航向，指引我们向骚音驶去。不久以后，信号员彼得罗夫发现了四条黑影。我不让艇上开火，只是监视着敌艇的行动。我要知道，它们是急急地赶到什么地方去的。

　　过了一会，一道雾气移动过来，把敌艇遮住了。炮手们用默默的责备的眼色望着我。我命令库兹涅佐夫再邪道这一区域检听。几秒钟之后，他报告说，右方听见有四艘敌艇的骚声在远去，而在左方听见了许多骚声。我的心加快地跳了起来，预感到危险迫近了。

　　“艇长同志，”这是库兹涅佐夫的声音。“有许多艘小艇和三、四艘级别不明的大型敌艇在驶来。”

　　我们为了急于要知道这一群已发现了的敌舰的成分和航向，重新加快了航速。

　　“我看见了两柱黑烟，”彼得罗夫报告着。

　　马上，我也看见了这几艘大型扫雷舰和若干艘小艇的黑影。我们沿着敌方舰队的航线向前推进着，我们还发现了一艘带着驳船的拖轮和几艘水雷艇。我不让那些敌舰驶出我的视野，赶紧用无线电报告了发现敌方船队的消息，并请派出鱼雷艇和飞机来。

　　等待的时间似乎是特别地漫长。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批猎物是我们吞不下去的。假如开火，那只会使敌人提高警觉，加强防御。

　　我们在很接近敌人的地点推进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因为，在各大舰周围都有许多小艇在保护着。当我们接获无线电，说鱼雷艇已经派出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处在那些护航艇的位置上了。我们只好在回电中再度报告有关船队的精确资料：航向、航速和地点。

　　这样过了一小时之后，我们才受人怀疑。五艘敌艇向我们驶来。但是，他们显然还不确定我们是对方的艇只，所以是不慌不忙驶来，也不开火。我转向一边，用第三架马达慢慢地行驶着。敌艇跟在我们后面。我加快了速度，敌艇也加快了速度。

　　“开足马力！”

　　现在，敌方的巡逻艇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于是赶紧施放了烟幕，将船队遮掩了起来，不让我们看见。

　　这是最笨拙的战术决定。这些笨蛋这样一做，使我们的鱼雷艇更容易进击了。　　

　　我们追上了船队之后，让猎艇漂浮着，开始了水中听音作业。船队仍沿原先的航向行进着，只是那些护航艇老在船队周围像不安的苍蝇似的穿来穿去。

　　“好极了，他们自己在弄得乌烟瘴气，什么都做不了了。”

　　船队的头部从烟幕中露出来的时候，在天空上已听到了飞机的鸣声。伞形照明弹像明亮的吊灯似的一个一个地挂在空中。敌舰开始猛烈的射击，飞机便用机枪对船队进行扫射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时，我们的鱼雷艇也从南方驶到。现在，我们也参加进去了，我们横穿过烟幕，利用这一片已达成的混乱，向敌人开火。

　　彼得罗夫哈哈大笑地放出了与那些大型敌艇上所发出的一样的标识火箭，笑着说：“瞧吧，还分得清楚吗！”

　　真的，这真是一片大混乱。敌舰对着他们自己的小艇射击着，那些小艇则一面发射标识火箭，一面互相在射击。我们的飞机在他们头上投弹和冲击。我们的炮手们对准了敌人的船队之中出现得最近的舰艇在射击。在这一大片骚声和动乱中，苏联英雄伊凡诺夫中校所率领的一批鱼雷艇已进入攻击；两声猛烈的爆炸照红了半片天空。

　　“不错，那位船队司令官今天可要受到申斥了。”舵手克拉秀克这样说了一句。

　　“大概不会因为这次航行来嘉奖他的吧！”彼得罗夫接上去说。

　　这是希特勒匪徒们在我方地区出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航队。

　　航季结束前的最后几天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中，也是水中听音器起了决定的作用。那是一个气候非常恶劣的黑夜。船身不很厉害地但是沉闷地摇摆着，使人神经觉得难受。浓雾不时地将离我们四十公尺左右漂浮着的吉佳柯夫的猎艇完全掩盖起来。所有的物体上都浸润了潮气，什么东西都是湿漉漉的，滑腻腻的。这种潮气好像渗进了骨头里似的。

　　我们的听音员们俯视着表盘，均衡地检听着我们巡逻的地区。远远有一种不清晰的声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些声音渐渐地加强着。后来听出，这是几艘快艇的尖啸的骚声，里面还混着螺旋浆叶的频繁的拍水声。依照着水中听音员伏龙尼的指示，我们向着发出骚音的地方驶近去。方位没有改变，但我们直到雾中突然出现了一艘敌艇的高大的艇首时，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再过一瞬间的话，这艘敌艇便要撞在我们的左舷上了。

　　“舵正对左舷！”

　　猎艇倾侧过来，于是敌艇在离我们五六公尺远的地方上擦了过去。水兵们只来得及对着它发了一梭子机枪子弹。一、两秒钟之后，我们的猎艇面前又出现了一艘敌艇。我们又在右舷上分头射击，射出了一份炮弹和一梭机枪的子弹。

　　这样，这六艘从雾里出现的敌人的鱼雷艇每艘都得到了一份铅和钢的礼物。

　　六艘“飞行的荷兰人”都是默默地从我们旁边擦了过去的，只有最末一艘对我们打了短短一梭机枪子弹。这一次遭遇战全部时间不到一分钟。我们依靠了水中听音器才能及时地准备好射击。

　　一九四三年是扫雷工作十分繁重的一年。扫雷舰艇一直在清扫通到那尔伐海湾去的那条航路上的水雷。这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水雷布得很密，一个水雷爆炸，就会引起旁边的几个水雷也发生爆炸。水雷布设的深度，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几乎浮在水面上，有的直沉到水底。我们把这一个水雷区叫做“川丸子”。

　　德寇千方百计地阻碍着我们的扫雷工作，不断地从海岛上、从大舰上猛轰我们的扫雷舰艇，还从空中进行轰炸。为了要使我们的扫雷舰艇能够完成任务，得出动飞机、鱼雷艇和猎艇共同来保卫扫雷舰艇。

　　为求保障完成扫雷任务，一组猎艇在小对号入座巴托金率领下负担起保护某一分队扫雷艇的工作。扫雷艇缓慢地在敌方占领的岛屿间“爬行”着，用扫雷器“深耕”着海的深处。闪闪发光的五角形水雷一个跟一个地浮到水面上来。猎艇马上就把它们炸开。

　　敌方炮队在扫雷艇进到只有二十到二十五链距离的时候，就马上进行炮火急袭。猎艇就得飞快地赶到未过扫雷艇的海面上，用烟幕把这队扫雷艇掩蔽起来。这样，一部分炮火便转到猎艇上来了；扫雷艇则不必改变航向，而继续慢慢地前进。

　　在烟幕上开出一个“窗户”来了，巴托金就马上赶到那儿，把这个“漏洞”堵塞好。

　　扫雷艇顺利地完成了航行，在归程上行进了。这时候，信号员柯罗里克夫发觉，艇队航路的前方有几个浮雷，这些浮雷是会妨碍扫雷艇的行进的；于是，巴托金就驶上去向水雷射击。炮手奥斯特罗乌斯和卡维林射击了一阵。一个水雷沉没了，另一个爆炸了，但是还有两个在离已经停了车的猎艇不远的地方晃动着。

　　“右舷旁边有一个水雷！”有人突然叫了起来。

　　巴托金瞧了瞧舷外，他呆住了：在清澈的水里有一个暗绿色的圆球。在圆球的上部围绕着雷头，用红漆漆上了一些号码和字母。雷角从水面露出来，接着又没入水中。艇身距离致命的雷角不到四十公分的样子。后退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螺旋浆所造成的水流一定会使水雷浮动，而把水雷与艇身相碰。向前走也不行，因为，这样就要把水雷带到螺旋浆下面去了。

　　在这一眨眼间，水兵长撒文斯基便从自己身上脱下了帆布制服，抛在水雷上，接着他自己也爬到舷外去了。他小心地腿拨着这个带角的圆球，顺着艇身把它推到后面去，……一分钟之后，水雷已在艇尾后方，这样巴托金就能开动猎艇了。

　　这一段小插曲是一连串紧张事件的一个开头。

　　扫雷艇又驶近了敌岛，这样炮队重有开起炮来。敌人为了想阻止猎艇施放烟幕，所以将炮火集中在两艘猎艇上。有一发炮弹穿透了巴托金一艇的两边船舷之后，还在水里炸了开来。火热的弹片打在甲板上和船舷上。一个装着炮弹的木箱烧着了……炮兵卡维林不顾两手被火烧伤，赶紧抱起这个木箱，在里面的炮弹还未爆发之前，就把它扔出了舷外。

　　后来，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容克八十八’和‘　Ｂ－一九Ｏ’飞机。我们的猎艇立刻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住敌机飞向扫雷艇的去路。

　　敌机在飞逸时，遇到了我们的“燕式”飞机。我们的‘雅克’机突入了敌机的阵形中，立刻就击毁了好几架敌机。巴托金又用无线电报告了一批一批敌机出现的消息，帮助了飞行员。他指示‘雅克’机去攻击对于扫雷艇最危险的‘容克’机，当‘福克’机咬上了‘雅克’机的尾巴的时候，他便警告我们的飞行员们。

　　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帮助扫雷艇完成了第二次航行，接着开始了第三次航行。敌人对于他们的炮兵和空军的成绩不能满意，便决定使用半个联队的水雷舰和武装完好的‘Ｍ－１’型扫雷舰，来压迫我们的兵力。

　　更激烈的新的战斗开始了。

　　德寇并没有搞清楚我们的小艇的类型。当我们假装出动鱼雷艇进行攻击，以便让扫雷艇从火力线上驶出的时候，敌人突然心慌意乱了。一会儿，向敌人迫近的猎艇便在地方方面造成了一片混乱。敌舰的阵势被冲乱了。

　　我们的猎艇还没驶到敌人的这半个舰队的跟前就施放了烟幕，掉头驶开了。但是，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苏联英雄奥西波夫、乌斯切夫和日里佐夫的真正的鱼雷艇开足了马力飞快地驶出了烟幕。发生了几声爆炸，这样就有好几艘法西斯匪舰在那尔伐海湾的水底找到了葬身之所。

　　德军的司令部原来不只是刚愎自用，并且还是愚蠢不堪。一小时之后，敌方司令部又笨头笨脑地重演了一遍这一种对扫雷舰的攻击。这样，又给了我们利用鱼雷艇进行攻击的机会，鱼雷又爆炸了，德国舰队的清单上又勾销去好几艘舰艇。

　　突破希特勒匪徒在列宁格勒称下的防线的时机迫近了。我们必须先精确知道前线和后方的敌军部队的成分、防线的系统、障碍物和炮队的配置、士气、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要将侦察员送到敌人后方去，使用猎艇是再好不过的。阿塞也夫和阿尼金对于这件事尤其“内行”。

　　这件工作需要对于航行地区有极好的了解，以及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假如被敌方发觉，猎艇是不能希望有援军来帮助的，应该只依靠自身的力量。

　　有一次，在阿塞也夫率领之下，两艘猎艇驶入海湾深处去接一组侦察员。航行地带是很狭窄的；右边是法西斯匪徒所占据着的海岸，左边是暗礁和浅滩。这一条窄窄的航路沿岸伸展着，遇到敌方炮机时，连机动的余地都没有。

　　这一次，希特勒匪徒们发觉我们的猎艇了，并且用一架探照灯照着它们。怎么办呢？假如对这架探照灯开火，打灭了它，那末法西斯匪徒马上可以再开亮一架，并且会对猎艇作直接瞄准射击。假如掉头驶开，他们也要射击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期望敌方的官兵对对海战一无所知，就用原先的航向和航速照旧行驶着，不露出一点儿惊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法西斯匪徒以为这两艘小艇是自己的，就将探照灯关掉了。

　　阿塞也夫从容不迫地驶到约定地点，从岸上接着了约定好的信号，便抛了锚。

　　不多一会儿，一条舢板从猎艇的舷边划开，直向岸边驶去。半小时之后，舢板载着侦察员们回来了，接着这两艘猎艇开足马力驶回喀琅施塔得。

第十七章 进攻

　　希特勒匪徒在苏联军队的致命打击之下，从列宁格勒城郊退到了那尔伐。一九四四年的航季中，航行地区是大大扩展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支援和保卫着向前进攻的苏联部队的沿岸的侧翼。德寇司令部想在芬兰湾逐步推进的企图最后是完全破产了。

　　春季开始时便有激烈的战斗。法西斯匪徒又添增了一批新式的鱼雷艇，这种鱼雷艇是相当坚固的装甲艇，排水量为七十吨到一百二十吨不等，武装强大，航速很高。这些鱼雷艇总是以若干艘为一组，来袭击我们的巡逻舰艇。

　　五月中旬有一天，我们有两艘猎艇在保护各岛之间的交通。天空上微弱地闪着星光。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凝然不动的湿空气能将极细微的声音传得老远老远的。甚至邻艇上面的低声谈话都可以听得见。

　　我的西边，有巴托金在担任巡逻；在西南方，是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所指挥的两艇。

　　巴托金拍来了无线电，说在北方听见有向东行驶的快艇的马达声。这是驶往我们的方向。我们作好了战斗准备，十分钟之后，便听见快艇的骚声了。我也就将情况通知了邻近的各巡逻艇。

　　再过了几分钟，骚声分开为两个地区了；一部分敌艇向南转了弯，其余的仍旧沿着原来的航向继续前进。

　　我认为，敌艇中的一个小队是打算和某一艘巡逻艇接战的，想这样地将其他巡逻艇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好让另一小队的敌艇趁人不备从缺口中溜出，准备去袭击航路上的船队。我这样想：“假如这样，那末敌人便失算了。我们的巡逻艇是守候在好几条线上的。敌人突破了一处，仍然要在第二条线上与我们的巡逻艇遭遇。再则，今夜并没有船队要过渡，我们在机动上没有受牵制，还可以互相帮助。”

　　当我在那里推论，并在航图上作出敌艇路线的几种可能变化的时候，第一小队的敌艇已更向南方驶去，并且压低了马达的声音，第二小队敌艇则沿着海岸线向东驶去。

　　显然，第一组敌艇是来吸引我们的，牵制我们的；第二组是企图突入我们的水面中来的。这就是说，第一组敌艇数量较多，并且耐战……对于第二组敌艇，后方巡逻艇是可以应付自如的；因为，在这种易于听见的条件下，很难，甚至不可能让它们偷偷地通过。各艇艇长同意了我的看法。

　　这时候，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已发现了四条黑影，并且开始战斗了。法西斯匪徒企图马上压下我们各猎艇的抵抗，便发出了猛烈的炮火。巴托金和我急忙赶到战斗地区。

　　巴托金从西南方推进，我从东北方推进。在一大片炮火和五彩缤纷的密集的弹道线的背景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敌艇，于是便侧过身来用舷对着敌人，使用无焰火药炮弹向敌人射出准确的炮火，敌艇虽然离得很近，但由于机枪有火光，所以我不许艇员们使用机枪射击。这样，我们可以不被敌人发见而为所欲为地射击敌艇。

　　四艘敌艇从北面向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两艇围攻，此外还有两艘敌艇从东面和东南面向他们开火。

　　在波哥留勃斯基的艇上，马达已经损坏了，无线电室和罗盘都打坏了，有几处地方起了火。

　　沙丰诺夫受了重伤，但他仍旧留在艇长的岗位上，甚至还想用烟幕掩护受伤的友艇驶开。肩部受伤的掌舵班长李雅申柯也不离开战斗岗位，并且主动地躲避着敌人的航路。

　　敌人感到自己占了优势，变得无耻起来了。战斗距离常常缩小到只有几公尺，那时候就可以听见敌艇上的喊声：“俄罗斯人，投降吧！……”

　　机枪手柯罗列夫用一长串机关枪弹来回答这种喊声。

　　我们的支援，正在时候赶到了。敌艇对于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两艇的火力马上减弱了。他们已不必考虑驶离的问题了。因此，当烟幕的空隙中出现了一艘敌艇的时候，瞄准手密尔尼琴柯从容不迫地将它罩在瞄准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射出了一发炮弹，于是在空中闪耀着敌艇的碎片。

　　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包围方法的这些敌艇，它们本身也处在危急的状况中了。“被包围的”几艘猎艇从内圈射击着，我们这几艘猎艇则又构成一个大包围圈。这样，敌艇只好利用它们在航速上的优势，拒绝再战下去，而逃之夭夭了。

　　企图突入航路的那一小队敌艇，突然遭遇了我们的巡逻艇，也只好躲入烟幕里去了。

　　我们漂浮着，从自己的巡逻艇线上看见这队手下败将排成了前沿队形，那我们当然马上就用炮火去迎击他们了法西斯匪徒们用自动炮还击了一下，便“突然”掉头返航，并且开足马力向他们自己的海岸驶去。

　　一昼夜之后，在这一航路上出现了第二批敌人，那是一批潜水艇。法西斯匪徒想破坏我们的军运以及阻止波罗的海大舰的驶出，他们在芬兰湾集结了大量的潜水艇。

　　第一次跟这批“深水海盗”遭遇的是吉日金和阿维尔金。他们在小队长巴托金的率领之下，在我方某一小岛东北方进行巡逻。那一夜已平静地过去，东方已呈现了朝霞。炮手波罗夫斯基赫依在炮上，瞧着如镜的海面。吉日金跨着那均匀的步伐正在驱逐黎明时的睡意。在右舷三十度的航向角上，波罗夫斯基赫注意到了一个灰色的斑点。他开始细看。这个小小的模糊的斑点在扩大起来，并且轮廓渐渐地更清楚了。同时，也可以听到隐约的、不大能听见的在开动着的柴油机的噗噗声。

　　“黑影！……右方三十度！”波罗夫斯基赫一面叫着，他的手一面不自觉地把炮弹送入炮筒里，并且扳开了保险门。机日金跳到传话器跟前。睡意一会儿全消失了。全体水兵不等到发出信号，都跑着去守住战斗岗位。

　　“准备袭击潜艇！”艇长用着不自然的镇定态度宣布道。吉日金自从开战以来还没有见过潜艇，现在赫然映在双筒望远镜的玻璃上的，正是德国潜艇甲板室的特有轮廓；但他行动得非常正确：“右舷，开炮！”

　　在清晨的寂静中，几乎同时地发出了两响轰鸣般的炮声。

　　“准备投弹！”

　　猎艇增加了航速，直向潜艇驶去，在海湾的明亮的水面上涌起了两撇白须。阿维尔金的一艇与他并排前进，构成前沿队形。炮击的间歇时间，被机枪的频繁的扫射所填充了。火红的弹道点，从艇上翻越出去，低低地在水面上直奔正在躲入水中的潜艇甲板室。几分钟之后，只有根据潜艇驶过的起着泡沫的痕迹，才能知道它们是躲在那里。

　　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爆炸了。大朵的水花在艇尾的后方升起来。猎艇的艇身因为水下强烈的爆炸而颤动着……在一分钟间，两艘猎艇已经将这一小块海面深耕了一遍，用炸弹从水面一直耕到海底；接着，便放慢航速，开始检视这一地区。

　　但是，在水上只能看见肚子朝天浮起来的死鱼。

　　“哪里有潜艇的影子呢？难道根本就没有潜艇，而是我们看错了吗？”艇员们这样想。

　　“右舷七十度，有敲击金属的声音，还有嗡嗡声。”听音员突然报告上来。

　　“他们正在修理呢，”巴托金猜到了。

　　两艘猎艇重新开足马力，又是一组深水炸弹投出了舷外。

　　“再检听这个地区！”巴托金发出命令。

　　现在，在黄色沸腾的水面上，浮起了太阳油的暗黑的带有虹彩的油斑。从深水底下迅速地升下来大大小小的汽泡。

　　“听见什么吗，听音员？”

　　“没有声音，队长同志！”

　　巴托金看了看油斑，他被朝阳照得眯起了眼睛。

　　“顶好再投一次弹，结结实实地揍它一顿。”

　　“是，再投弹！”

　　两艘猎艇又在这个地区投下了两次深水炸弹，接着便漂浮着。一昼夜，又是一昼夜过去了，听音员的灵敏的耳朵没有听见一点声音。这就是说，这艘潜艇已被深水炸弹所炸毁，永远躺在芬兰湾的海底了。

　　以后不久就有希特勒匪徒水兵的尸体在这个地区上浮了起来。指挥部命令下来，要精确测定潜艇沉没的地点，以期从潜艇中捞获秘密文件。这个任务是由我的母艇担任的，这艘猎艇现在仍由西多连柯在继续担任艇长。

　　经过五十小时不断工作之后，金属搜索器在水底下探到了大量金属。分队长波恰诺夫少校命令投下第一个信号浮标，以便将来进行工作时有一个方位标。

　　全体人员过了好几天困倦的日子：猎艇慢慢地沿着平行的航向来回行驶着，逐渐地离开浮标，每一次猎艇在潜艇残骸上面驶过时，金属搜索器的电铃便尖锐地响起来；于是，在航图上便加上一个点子。这样地把潜艇在水底的位置测定出来。有一次驶过时，铃声不响了，艇长便命令投下第二个信号浮标，这个浮标表示已到了潜艇位置的尽头了，这里不是艇首，便是艇尾。

　　接着，猎艇又从第一个浮标的的另一方面开始，来回行驶着，为的是测出潜艇的长度，以及潜艇的另一端所处的位置。

　　无月而有雾的黑夜逼使工作只得停止。波恰诺夫不愿意驶回基地，以免往返浪费时间，所以就把猎艇停在浮标附近过夜。

　　有一个这样的夜晚，我接替了负伤的沙丰诺夫，在航路附近进行巡逻。我知道，就在北面几里路之外有着已经成了我的亲人的老同志们。我听任感情的驱使，甚至不是漂浮在精确指定的地点上，而是比较靠近一些我的朋友们。

　　第二天晚上半夜，北面突然发出了炮火的火光，上面还交织着各色弹道的花边。炮火是一秒钟比一秒钟更激烈起来。

　　“正对弹迹！”我一面命令着舵手，一面把传话器扳到“全速前进”上。

　　一会儿，听到了战斗的轰隆声。我问无线电员，有没有接到西多连柯的什么电报？

　　“什么话也没有。只有一次拍来过他们的呼号，以后消息便断绝了。”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这样看来，他那艘猎艇一定处在很困难的境地中了；假如连战斗情况都不能告诉友军，那一定是已经中弹了……”

　　我命令拍出无线电，说我们去协助西多连柯了，并且要上面派援军来。

　　战斗正打得火热。弹道是从两方面向某一点飞去的，从这一个地点上则射出稀疏的发亮的炮弹。

　　我命令再加快马力。

　　机械员阿赫密托夫立刻走上指挥桥来了，他说：“大尉同志（那年春天，阿塞也夫、巴托金和我都升了一级），马达已经用尽了全力，并且需要检修了。”

　　“知道了！”

　　“用这样的速度长久开下去是不行的……”

　　“知道了，阿赫密托夫。必须用这样的速度。”

　　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无线电员的语声：“队长同志，无线电拍出去了！”

　　“是！接上话线。”

　　我戴上了帽子，开始喊话：“西多连柯……西多连柯……西多连柯……我是切尔尼谢夫，我切尔尼谢夫……请你报告情况……我来协助你了！……我是切尔尼谢夫。完毕。”

　　在耳机里只听见噼啪声和尖叫声。西多连柯没有回答。然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男低音：“西多连柯，切尔尼谢夫……西多连柯，切尔尼谢夫……我是‘白桦－十七号’，我是‘白桦－十七号’，我从西面来协助你们了……我从西面来协助你们了……从西面……听见没有？完毕。”

　　“‘白桦－十七号’，‘白桦－十七号’……我是切尔尼谢夫……您的话已经听到了……我在快到达时将作远距离射击……请你同时发炮……请你与我同时发炮……”

　　“听到了……我们同时射击……”

　　艇首冲开了海水，把两道白色的浪花抛到远远的后方。由于马达开得太快，甲板震颤着；但我仍觉得猎艇似乎没有移动，距离几乎不在缩短似的。这时，战斗中心所发出的弹道是更稀疏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忧伤和痛苦的情感：“一定有人死伤了。谁呢？炮还在打着，那末弗罗洛夫还活着……但是，打得那么少，那一定是负伤了……也许，炮手已经下阵了……”

　　我唤来了机械员：“阿赫密托夫！你要用尽全力……尽量加快！”

　　“大尉同志，不能再快了，轴承都热得滚烫了。”

　　“开足马力前进！我知道了！轴承发热不要紧。现在只有前进！同志们正处在生死关头，您明白吗？”

　　“明白了，大尉同志。”

　　我们是那样地飞驶着，艇首有一半已跳出了水面。但是，距离仍还太大，不能开火。

　　“见鬼，怎么还开不到！”我这样想着。“西多连柯会看见有援军开到了，这可以给全体人员一种新的力量；同时，法西斯匪徒就得考虑了，还是和我们作战呢，还是在没有获得结果之前驶开。”

　　我将身子探出指挥桥的桥栏，向艇首炮炮长叫道：“用有焰炮弹射击，那末可以让人看见我们的炮火……用杀伤的曳光弹……用最远距离……速射，……”接着，我就对话机喊道：“‘白桦’！‘白桦’！开火……开火！”

　　一串长长的红色点子所构成的链子将我们和战斗地区联系起来了。机枪手仰起机枪筒作着点射。在战斗地区的左方，亮起了射击的火光，急剧的弹道有不少还不飞到德艇，全弯落到海里去了。这是‘白桦－十七号’在射击。

　　我们飞驶着，距离缩小了，现在我们的炮弹已落在战斗地区之内了。

　　炮手们移动了表尺，转成瞄准射击，将炮火集中在右边一组敌艇上。我改变了航向，好让艇尾炮也能参加战斗。

　　我们终于把敌人吸引过来了。自动炮的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在艇首正前面激起了一排密密的水花。在‘白桦’周围结成了一张五颜六色的弹道网，这表示出敌人也已向它猛烈射击了。

　　我减低了航速，让马达“休息”一会。

　　我们又有一艘巡逻艇赶到，也加入了战斗。法西斯匪徒决定向东北方突出，所以就向赶到的那几艘猎艇冲过来。

　　“切尔尼谢夫……切尔尼谢夫……切尔尼谢夫……我是‘白桦－十七号’，我是‘白桦－十七号’，”在耳机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我要和邻艇一同去追击敌艇……我要和邻艇一起去追击敌艇……需要有一艘猎艇护送西多连柯……你去掩护他们……你去掩护他们……你去掩护！明白吗？我是‘白桦－十七号’。完毕。”

　　“好极了！”

　　我命令舵手：“航向二百七十度。”接着便在话筒里作了回答：“‘白桦－十七号’，我是切尔尼谢夫……我听明白你的话了……我来掩护西多连柯……完毕。”

　　我们开始细看水平线。在看惯了明亮的炮火之后，眼睛对于黑暗是慢慢才能习惯过来的；我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推测出来，那边有两个黑影。

　　“这是西多连柯的那艘猎艇……我的母艇……这是伴送她的‘白桦’。”

　　为了可以在敌艇出现时来得及与敌人交战，并且让西多连柯可以驶开，我放慢了速度。可是，我是多么想紧靠在他旁边行驶，以便好知道朋友们的情况呀！

　　“右方一百五十度，四个黑影！”艇尾炮炮长特列辛斯基叫了起来，接着便叮叮当当地扳动了炮闩。

　　我在双筒望远镜里看见了四个黑影。长长的艇身，高高的前甲板，在淡绿色的霞光前黑黑地凸现着。那些敌艇的指挥桥并不高，但很宽，在前甲板和艇尾上是自动炮。危险的敌艇！单独和它们作战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放它们驶向西多连柯，我也不能这样做。那末，便需要使用一点狡计了。

　　“不要开火！”

　　李雅申柯疑惑地看着我，“队长怎么了。他为什么还要慢吞吞的？”

　　“密尔尼琴柯，”我对信号员说，“用闪照灯向敌艇发信号……跟他随便谈谈。”

　　“谈什么？”

　　“好吧，就是——‘ｋｏｍｍ　ｚｕ　ｍｉｒ’吧。”（徳语：向我来。（译注））

　　“你是叫它们向我们这边来吗？”

　　“不错。”

　　我沿着缓和的弧线将猎艇向东驶去，这样几乎正与敌艇的航向相反了。密尔尼琴柯笑着，将闪照灯对着敌艇方面。

　　“……队长同志，下面怎样？”

　　“ｋｏｍｍ　ｚｕ　ｍｉｒ。”

　　“……拍发完毕！”几秒钟之后，他这样报告上来。

　　“请您反复打下去，直打到敌艇跟着我们驶来为止。”

　　信号员不停地打着闪照灯，一面低低地嘟囔着：

　　“用他们的话请他们来！那未免太客气了吧！”

　　敌艇终于改变了航向，向我们这方面驶来了。

　　“呵，看见了！好了，现在有办法了。”

　　我接上了话机：“西多连柯……西多连柯……西多连柯……你的东面有四艘敌人的百吨艇……你的东面有四艘敌人的百吨艇……我正在将它们向东印开去。我正在将它们向东引开去……”

　　希特勒匪徒们展开了前沿队形；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向我们追来。我叫阿赫密托夫上来，并把四艘敌艇的黑影指给他看。

　　“看见没有？”

　　“怎么看不见？”

　　“这是敌人的百吨艇。我现在把它们从西多连柯方面引过来了。我们会不会受申斥，那全靠你们了。全体人员应该迅速地，不可违抗地完成任务。请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轮机员们。”

　　我加快了速度，敌艇开始离得远一些了。

　　“密尔尼琴柯，停止闪照！”

　　“是！”

　　法西斯匪徒也加快了速度，我们企图避开他们，但这已办不到了。显然，这一组快艇是一支伏兵，现在把我们错当是西多连柯的猎艇，正努力想将我们俘虏过去。

　　开火对希特勒匪徒们是不利的；因为开了火会引起我们巡逻艇只的注意。因此，他们“默默地”追赶我们。

　　“特列辛斯基！”我叫着艇尾炮炮长。“用无焰弹发射，并轮流使用高爆弹和杀伤弹，对准最左一艇（因为这一艘最为靠近水平线的黑暗部分）——开火！”

　　机枪的咯咯声跟艇炮的轰隆声混合了起来。法西斯匪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开炮回击了。四面都溅起了白色的水花，好像下着巨大的雨点似的。在猎艇的头顶上，弹道线形成了一顶帐篷。

　　“柯罗洛夫，”我叫着投弹员。“烟幕！快！”

　　在艇尾，烟幕弹暴风似地发出烟来。白色的烟雾在水面上伸展开来。

　　“向舷外发出一个烟幕弹！停止射击！停止！”

　　最后一个弹壳叮当一声地落了下去。

　　我将传话器的把手从“全速前进”扳到“停车”上。猎艇骤然地减低了速度，艇首低下去了，“白须”和波涛在艇尾后面消失了。

　　“向舷外再发一个烟幕弹！”

　　那个烟幕弹冒着烟，摇摇摆摆地、慢慢地向后飞开去了。

　　“舵向右，正对船舷！加上灭声器！”

　　我们用缓慢的速度，不激起波涛，静悄悄地向水平线的救急的黑暗部分驶去。

　　敌艇定我们发射烟幕弹的地点乱射了八分钟之久。后来，发觉受了骗，就停止射击，开足马力向芬军方向驶去，并没有看见在暗处的我们。

　　早晨，我走到岛上去，赶去看看我的母艇。

　　在她的甲板室里露着一个大裂洞。艇桅的顶部已挂在无线电天线的残存部分上。炮筒上的油漆都胀起一个一个大泡，有些地方已经剥落，好像破衣烂布似的垂挂着。在艇首炮上有好些发亮的深深的弹痕。在打坏的瞄准器上有一滩血迹。

　　“弗罗洛夫就是站在这里校正炮火的，这难道是他的血迹？”我这样想着。

　　被弹片打得破坏不堪的甲板上也有血迹。第二底舱的舱口开着，里面传出了焦臭。在这间底舱里，在黑色的木板上堆着许多烧焦的帆布服、汗衫和制服。被机枪子弹炸开来的巨大的孔洞，斜着排列在甲板室的整个一边墙壁，每一个孔洞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在艇尾炮上，炮闩的开启系统已经打坏。最后，在旗杆上，轻风还在吹动那半面破旗。旗帜上有许多被子弹打穿和撕裂的地方。

　　我无力地坐在放在艇尾的深水炸弹上；我无论怎样也忍不住眼泪直涌出来了。加夫里洛夫和斯楚尔默默地在我身旁坐下。

　　“第一个发觉敌艇的是斯列波夫，”加夫里洛夫低声开始说给我听。“敌艇是无声地、戴上灭音器而向我们偷袭过来的。两艘从左舷驶过来，两艘从右舷驶过来。艇长还没有来得及按电铃，弗罗洛夫已向最近一艇发了炮。他第一炮就打坏了敌艇的自动炮。冈察洛夫逼使第二队敌艇退到很大的距离之外去。敌艇第一排炮火从水上飞跳起来，结果打中了甲板室和指挥桥。艇长倒了。分队长接替了他的岗位。……别洛波克，您知道吗，去年冬天他在列宁格勒学习过。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升任军官了……他是到我们艇上来实习的……正好在甲板室。弹片打中了他的胸部、肚子和头。虽然如此，他听见无线电员在无线电室呻吟，他就赶进去了。无线电员一只手捧住从肚子里掉出来的五脏，一只手还在发报机拍电报。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扶着昂德列秀克，一直等到他将受到敌艇袭击的电报发出去。”

　　“可是我们只接到你们的呼号，”我说。

　　“昂德列秀克发完了电报之后，”加夫里洛夫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似的，继续说下去。“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就说：‘明天就要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书了……请你们承认我是共产党员……’爆炸的子弹打坏了瞄准机件，打断了表尺。瞄准手和装弹员都倒地了。弗罗洛夫打断了一条腿，头和手都受了伤，”这位轮机员细细地在回忆起昨夜的恐怖经过。“别洛波克站得稳稳的，叫我去拿水，他自己用帆布服扑灭了底舱里的火……他看见弗罗洛夫一条腿站也站不住，还努力在起艇炮瞄准件上的螺帽，他就用自己的手——您还记得他的手吗，那简直不是手指头，而是老虎钳——它们抓住螺帽拧着。第一下，就把手掌上的皮肤全给撕下来了，第二下，螺帽就拧开了。弗罗洛夫修理好了损坏的地方，艇首炮就又加入战阵了……不错，它的射击是稀疏的，可是要知道，弗罗洛夫自己又要瞄准，又要射击……别洛波克在装炮弹，而谢尔盖·叶尔马柯夫也打断了腿，是躺着在递送炮弹的。”

　　“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斯楚尔补充着他的叙述。“没有一发打得太远或是没有打到的，每一发炮弹都打中了目标，不是打在艇舷上，就是打在甲板室上。有一艘敌艇就这么着起火来，躲到烟幕里去了……”

　　沉默了一会之后，加夫里洛夫又说起来：“斯列波夫叫道，冈察洛夫在艇尾上中弹牺牲了。弗罗洛夫要别洛波克去开艇尾炮，他自己和叶尔马柯夫继续射击着……当巴维尔·阿基莫维奇走过甲板室旁边的时候，一梭机枪子弹扫在我们的艇上……”

　　“这是我不好，”斯楚尔插进来说：“我没有看见那艘起了火的敌艇又驶过来了。而且它还在进攻……别洛波克先还靠在甲板室上，后来慢慢地倒在甲板上了。他的力气已只够爬到机舱口面前。”

　　“就是这一梭子弹，也打伤了斯列波夫和朱伊柯夫。一颗子弹打在探照灯上，碎玻璃将斯列波夫的脸全划破了。”

　　这时候，斯列波夫本人来了。他的两手绑着纱布，好像是两条没有手的手臂；他的脸全部都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对眼睛。

　　“就是他！血流得把眼睛都遮住了，可是他还把烧着了的旗子拉下来扔掉……两只手全烧伤了。”

　　这样的称赞使斯列波夫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这不算什么，”他说。“朱伊柯夫才叫我佩服呢……他的两条腿全打断了……子弹匣打散了，弹带也打断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要知道他正在流血，可是，他嚷了起来：‘别来打搅，先得把子弹收集起来！’我和他装上了一条新弹带，他就叫：‘扶我起来！’我说：‘你腿也打断了，怎么站呀？’可是他就骂起来了：‘快扶我起来呀！’后来还打了我一记耳光呢。我扶他起来。他抱着机枪……吊在上面开枪。这时候，艇首炮又不响了。我走到那边……弗罗洛夫和叶尔马柯夫躺在甲板上，躺在一滩血里。……他们还在努力想爬起来。我要去扶住弗罗洛夫，可是他推开了我说：‘你是一个好瞄准手，站上去，发炮吧。不过弹壳得用手退下来，退壳钩坏了。你得救出这艘猎艇，这也就是救我们大家。’好着，正在这时候，援兵出现了……”

　　“斯列波夫那样地叫了起来，叫得全艇都听见了：‘弟兄们！我们的船来助战了！好吧，加紧射击呀！’”

　　斯楚尔打断了他的同志的话，这样说下去：“大家好像复活过来一样。弗罗洛夫起来跑到炮跟前，朱伊柯夫用机枪咯咯地打着……几艘巡逻艇从各方面都向着敌艇射击。法西斯匪徒看见这种情形，就想逃了！这时候，分队长发出了命令：‘舵向左！’可是，舵轮我怎么也转不动，不知什么地方卡住了。没有时间去找寻故障了。我赶到紧急操纵杆跟前——那还是您当艇长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东西做得真不错……我使劲地扳住舵柄。可是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有一艘敌艇已经驶到跟前，连德国佬也看的见了。他们叫着：‘俄国人是猪，伊凡完蛋了！’这使我们都恨极了！‘秃头鬼完蛋了！’分队长叫道：‘冲撞！’冲撞的架势倒真是很方便的，只须稍微偏一点便行。我用胸部尽力压住舵柄，眼都发黑了，后来我感到，扳动了。我再用了一下力……不知什么东西折断了，舵猛的移动了位置，我也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跌倒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冲撞的时机已经错过。我们的巡逻艇急急地赶去追击法西斯匪徒。我们便向这里驶来了。驶到之后，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大家连系索都抛不动了。……”

　　听说别洛波克、冈察洛夫昂德列秀克以及其他同志们已葬在岛上的高岗上，我就和朋友们道了别，去看看新坟。

　　砂砾和落下的松针在脚下沙沙地响着。迎面走来的岛上卫戌部队的官兵们默默地让开了路，把手举在冒檐上凝然不动地站在一边；他们明白，我是来凭弔我的战友们，我的亲爱的弟兄们的。

　　六月中旬，列宁格勒以北我们的部队开始进攻了。波罗的海舰队也发动了攻势：扫荡着芬兰湾水面，攻占了各岛，保障着我军的南翼。一九四一年时，我们海上猎艇最后退出西部基地，掩护大舰驶离；现在，它们走在最前面，扫清了道路，首先突入了解放了的港口中。

　　德寇和芬寇由于不能“一举”攻占列宁格勒，更怕我方舰只驶到波罗的海的交通线上，他们老早便用大片的水雷阵地将整个芬兰湾全封锁起来了。现在，他们对于已有的封锁工作还不满意，便又布设了好几千个新水雷。在维堡湾的水区中，在几千个星罗棋布的小岛中间，没有一条航路是没有水雷的。芬寇为了增加我们的扫雷工作的困难，还对浅水扫雷艇设了一种特殊的圈套。这种圈套是用细钢索做成的，钢索上挂着仿佛不会伤人的空啤酒瓶和鱼网的浮标。但钢索的一端是与水雷的信管连接着的。然而，芬寇的狡猾很快便被识破了，萨拉纽克上尉在一天之中销毁了六十个附有这种圈套的水雷。

　　波哈尔楚克少校的扫雷艇奉派担任通向维堡的水路上的扫雷工作。这一地区的终点离芬军设有六吋口径炮队的一个海角只有十八链的地方。有好几艘猎艇拨交波哈尔楚克指挥。我那时还在沙丰诺夫艇上，代替这位负伤的艇长。

　　构成一个梯队的扫雷艇在明亮的日光普照着的海湾上慢慢地行驶着。

　　起初，是一个炮队从海角上发炮，后来又加上了一个炮队，过了一些时候，有五个炮队同时在向这队扫雷艇射击。然而，这一小队扫雷艇并不加快速度，也不改变航向，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在航程的中段，扫雷艇一下子扫掉八个水雷。我停了车，准备在扫雷艇驶过后射击这些水雷。

　　出人意料地，在炮弹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李雅申柯的声音：“最末一艘扫雷艇起火了！”

　　黑色的浓烟构成一根宽大的烟柱在凝固的空气中上升着。敌人打来的一发炮弹在艇舷上打穿了一个大洞，把汽油槽打穿了许多小洞……流出来的汽油在水面上构成了一个半径约为七十公尺的火湖。整艘扫雷艇全被猖獗的火焰包围起来了。在燃烧着的水面上可以看到忽隐忽现的浮在水里的人们的头。下面是水，上面是火！还有比海上的火灾更可怕的事情吗？

　　我命令李雅申柯对着落水的人们驶去。在火中，在不能忍耐的炎热中，艇舷上的漆全起泡了，然而，我们的水兵们却站在护木上，将受伤、烧伤的人拉了上来。虽然炮击那么猛烈，但我们终于平安地驶了出来，并且用一重密密的烟幕将那艘负伤的扫雷艇掩蔽起来。

　　我想，假如能把这艘扫雷艇从这滩汽油里拖出去，那末，它也许还能使用。

　　李雅申柯小心地将猎艇驶近扫雷艇。我们的两位勇士，柯罗洛夫和巴拉诺夫跳过舷去，开始系结钢质的拖缆。两个水兵用水管将水注在他们身上。　　

　　柯罗洛夫和巴拉诺夫并不急于回猎艇来，他们要了一些灭火器和水桶，便冲到艇尾去搬弹药……

　　猛烈的火势威胁到我们的猎艇，我们的猎艇上也有起火的可能；我暂时把猎艇驶出汽油燃烧的地区，用一艘靠在我艇旁边的小通信艇，将扫雷艇的艇长、水兵长基留斯特、他的水兵们、以及若干灭火器、水桶和防水帆布，运送到扫雷艇上去。

　　不久，扫雷艇上的火扑灭了；在紧紧封闭住了的各舱室中，火是自己会“闷死”的。只有打破了的汽油槽，仍还在留出燃烧着的汽油。

　　我们的巴拉诺夫奋不顾身地钻到这个舱里，在火焰之间用堵塞物把破孔堵塞起来。

　　我们将扫雷艇向岸边拖去，但突然之间它开始下沉了。这样只好再把舷板上和隔板上的破孔堵好，并且系住龙骨下面的绳索。

　　两小时之后，当我们带着这艘扫雷艇驶入基地的时候，它几乎是挂在钢索上的了。

　　两个月之后，这艘扫雷艇又参加了战阵，因为拯救它有功，柯罗洛夫得了乌沙柯夫章，巴拉诺夫得了“无畏”章，我得了一等卫国战争勋章。

　　我们的炮艇和警备舰在扫雷艇扫过的设雷区中行驶了。它们的强大炮火压住了芬寇的炮兵，将那些钢骨水泥的火力点打成了一堆一堆的瓦砾，消灭了机枪阵地和铁丝网。海军陆战队在扫雷艇和猎艇的火力和猛攻的支持下，一个又一个地攻占了维堡岩岛区中的各个小岛。

　　法西斯匪徒们企图阻碍我们部队的攻势，就派出了潜水艇。

　　有一艘德寇的潜水艇企图在各岛之间的海湾上，袭击停泊在那里的我方舰艇。

　　柯连柯上尉的巡逻艇的信号员发觉，在非常平静的水面上有一道奇特的水路。平静的水面上的这种“水路”，通常都是由于有舰只经过而造成的。信号员将情况报告了艇长，他们两个就开始注意这种奇特的现象。柯连柯同时命令水中听音员仔细检听。厚厚的一层水被太阳所晒热，这对水中听音机的工作造成了不利的条件（水的传音力不大）；因此，水中听音员报告上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样，艇长就放慢马达，用低速度在“水路”的中央行驶了一会。他看见，从深水处有一些小汽泡在升上来。

　　几分钟之后，水路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水中听音员的急促的声音：“艇首正前方，有一艘潜艇，距离一链！”

　　猎艇加快了速度，并且投下了深水炸弹。邻近一艘在进行巡逻的猎艇也赶来了，也在这一部分水区中投了弹。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汽泡，接着好几股太阳油的喷泉迅速地构成了一大块暗褐色的油斑。

　　柯连柯陡急地打了一个转，又投下了一组炸弹。从深处又冲上来几个大汽泡，还有六个希特勒的匪徒。

　　艇员们不让他们溺毙，他们把五个半死的水兵和一个潜艇艇长从水里拉了起来。

　　我们的指挥部希望早日攻克维堡岩岛区的诸岛，所以对群岛布置了封锁，德蔻和芬寇对于孤立了的群岛守军，无法给予任何的帮助。

　　在一个雾夜，我们由几艘猎艇和三艘装甲艇组成了一个分队，到维堡群岛以西地区进行巡逻。夜间二时左右，首艇信号员在艇首右方发现了两艘驱逐舰的黑影。分队长命令用无线电请求立刻派遣鱼雷艇来。

　　为了争取在鱼雷艇到达之前的时间，不让敌舰躲入岩岛间去，几艘猎艇便与敌舰接战，牵制住它们。这些猎艇从烟幕中驶出，用艇炮和机枪猛烈的火力射击了一阵，不等法西斯匪徒们瞄准好射击，接着就又躲入白色的烟幕后面去了。

　　敌舰感到并无严重威胁，自满地继续沿着原来的航向行驶。猎艇的某一次袭击获得了成功；为首一艘敌舰上有两门炮不响了，在第二艘敌舰上起了火。

　　敌人的驱逐舰知道猎艇并不是那么无害的，便开始向左掉转，往回行驶；这样就与我方的装甲艇遭遇了。这几艘矮矮的、小小的、在逐渐消散的烟幕中几乎看不出来的装甲艇是有强大的火力的。它们在短距离内进行射击，正好是处在不能被驱逐舰击中的“死角”上。

　　敌舰的全部炮弹都在装甲艇的顶上呼啸而过；可是我们的炮都有选择地打在敌艇的要害的部位上。有一发炮弹在后面一艘敌舰的指挥桥上爆发了。在为首一艘敌舰上，从甲板下面嘘嘘地喷出白色的蒸汽来。在它的船舷上则现出一个一个黑黝黝的大破孔。

　　就在这时候，苏联英雄奥西波夫的四艘鱼雷艇，从南方的薄雾中，向敌艇横切过来。鱼雷艇全不把敌人驱逐舰上已经削弱的炮火放在心上，在短距离内射出了鱼雷。

　　当爆炸之后激起的水柱落下，当烟雾散去的时候，水面上已没有敌舰了。只有一些希特勒的水兵在水上漂浮着。

　　不久以后，芬兰投降了。我们的舰艇避开水雷地区，经由芬兰内部的岩岛区而驶到波罗的海去。走在所有舰艇前面的，照例总是猎艇。

　　我的母艇挂着近卫军的旗帜，是最初突入塔林的舰艇之一。像三年前一样，一艘‘长日耳曼人’清晰地呈现在火光的背景前面，这个城市四处都笼罩在烟雾中。

　　“你好，塔林！”机械员加夫里洛夫和上士信号员斯列波夫终于能够这样说了，“我们信守着约言，回来了！”

　　我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和他们在一起呀！和他们在一起回忆许多在那些可纪念的日子中曾经和我们相处而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同伴们！这是他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平凡朴素的爱国者们——别洛波克、波路艾克多夫、斯米尔诺夫、冈察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了千百万苏维埃人的幸福，已经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塔林解放之后不久，我们的小队成为“后方”部队了。我们担任着非常平凡的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和赫尔辛基间护送船队，保证潜艇进行演习射击，训练新到的补充人员

　　前线一天比一天向西移去，向德国国境推移过去。我们海军的轻便兵力和潜水兵力配合陆军与陆上战士们的活动，而开入了南波罗的海。

　　不久，我获得了新任命，参加指挥那一地区海军作战的大联队的指挥部工作。

　　我在海上猎艇，在这种载有无畏的水兵和军官们的杰出的战艇上的服役，就此结束了。

　　直到今天，那些英勇战友们的光辉形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